之前就一直有话题，关于南北方的差异，在网上各种说法，不将两方进行比较，有时候还真不知道，对于没去过北方生活过的南方人或是没去南方生活过的北方人，如果不说，或许真的都不会知道还有这样子的操作。 对广东来说，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城市，各种岭

之前就一直有话题，关于南北方的差异，在网上各种说法，不将两方进行比较，有时候还真不知道，对于没去过北方生活过的南方人或是没去南方生活过的北方人，如果不说，或许真的都不会知道还有这样子的操作。

对广东来说，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城市，各种岭南风情岭南建筑都是我们这个的标志。广东的蟑螂很大会飞，北方的蟑螂很小。广东的朋友喜欢吃甜的，北方的小伙伴吃咸。

现在，关于南北方的差异可是又多出了一种操作。

一则关于北方朋友在南方买菜的朋友圈截图瞬间又被推上了热搜榜。这可是又引起了南北方的朋友的差异性大战。

小伙伴们开始纷纷调侃，“what！南方买菜还能一根一根买，老板不会削你”，看看北方朋友对南方的这种买菜方式回应怎样的表情。

再看看我们南方人的日常买菜。

其实产生南北方这样的差异，跟地理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北方比较干燥，对于储存蔬菜食物都能比较长的时间。加上之前交通没那么方便时，北方的蔬菜水果种类没有现在那么多，所以也给他们带来了喜欢囤货的生活方式。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同一片中国领土上的伙伴，更加证明了我国文化饮食习惯的多元性。

1993年到香港教书，一呆就是二十几年。香港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二十几年，加上在1980年代后期在香港大学读研究生的时间，我亲历了港英政府时期、香港的回归，然后看着香港一步步走到“占中”，再到打着“本土”旗号搞港独的团体出现的今天。

近来，香港经济眼见越来越不行，各种指标——包括港人常常引以为豪的“自由经济”竞争力排名，开始下跌。甚至，我们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一些“指标”也在下滑。比如，下了飞机等行李的时间越来越长，各种消费服务越来越贵且质量下降——在一个全新的影院花80元看个新电影《北京遇到了西雅图之不二之恋》，居然断片10分钟（这是我在香港居住这么多年第一次碰到）。

当然，我的这种描述，比起最近见到的常住广深者所撰文章中的香港，已是轻描淡写得多了。在他们看来，香港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形态上已全面落后：经济上，在制造业离开、又没有高科技接力发展的情况下，过度依赖地产和服务业，已经无法有未来；政治上，因为被西方长期洗脑，无法真正实施一国两制，更无法与内地融合；民众眼看着被大陆赶超，仍然孤芳自赏，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结论是：回头是岸，与深圳联手发展一个港深大都市，才是有想象力的明天。

我以为，他们的确代表了不少深圳甚至内地很多人对香港的看法或印象，就是：香港被深圳超过指日可待（就是这个词所内含的心态）；香港若不幡然醒悟，就不可救药。但我觉得，这不是香港的现实，而是对香港的偏见。而这些典型的偏见，来自他们可以看到的关于香港的报道及他们短期到访香港留下的印象。作为一个普通的、久居香港的市民，以及比一般香港市民更了解内地的学者，我想与大家聊聊我对今天香港的认识与看法。

先谈内地朋友最关心的经济方面。

按内地的习惯，我先从GDP说起。2014年，人口730万的香港的GDP是2910亿美元，人均GDP（PPP）是52,552美元 [对比：新加坡78,958美元，上海29,156美元（2015年PPP），北京30,241美元（2015年PPP）];没有找到深圳的可比数据，但深圳南山区2014年的人均GDP高达49,000美元（如果用PPP算，高过香港）。

香港过去十年经济增长速度虽比中国大陆低不少，徘徊在2%到5%之间（2015年为1.9%），但纵观过去40年，香港经历了制造业带动的经济起飞、从制造业进入服务业主导结构的平稳过渡、新结构下再上升这样三个阶段 （见图一）。数字也清楚显示，香港经济起伏是外部经济决定的：每每世界经济出现波动——比如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啸，香港都跌个底朝天。但从较长的时段看，香港在自己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内地以后，一直依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走势向上，特别是享受了“自由行”消费带来的直接收益（后面再细谈）。

其他一些指标，例如百分之三的失业率、百分之四左右的通货膨胀率、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为33%等，皆显示出，香港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属于很健康的，尤其考虑到她已成为一个发达水平的经济体，在如此风高浪急的十年中继续以2-4%的增长率前行，已经很幸运。

香港国民生产总值(GDP) 总值（线状）与增长率（柱状）历年变化

那么，我们在香港和在大陆的人，为什么都感觉香港经济不行、看不到前途了呢？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我们通常会将香港与新加坡和中国内地（或其中的城市如深圳、上海、广州）做比较；比较的结果就是香港在爬行，新加坡和中国内地的主要经济城市都在猛进。比内地城市经济增值慢，好解释，一句话，发展基数不同。

譬如，香港与深圳比，深圳有一个非常棒的方面，就是把高科技、互联网经济搞上去了。这两点，香港根本不是对手，主要在于，从一开始，两者就没有向同一个方向发展。就像一个是世界游泳新冠军，另外一个是帆船赛明星。香港没有庞大的互联网市场是事实，香港政府没有及时投入去发展IT也是事实。还有一个比较，就是把新加坡放进来一起比——从本世纪开始的15年，新加坡把香港甩了一大截，人均GDP竟然高了近50%！为什么？直接与根本的差别，就在新加坡有很强的高科技产业和石油加工工业，而这两个行业的产品在过去十几年间都越卖越贵，新加坡币对美元也越升越有（直到最近才回落了一些，而港币是和美元挂钩的）。

与此相反，香港经济越来越依赖旅游，游客还越做越低端（自由行逐渐从中国大都市开放到二三线城市，这里的内地游客消费支出主要在购物，而不是酒店美食和观光，见后面的讨论），香港话叫做“旺市不旺财”。

港口也是，越来越多的是低收费的中转集装箱（从2000年的占总吞吐量的30%增加到2015年的70%），陆路直运的高收费的生意，以及在香港有开箱物流增值服务的转口贸易箱，都越来越少。一般老百姓未必注意到，世界最大的集装箱码头经营商和记黄埔，其实早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就把其香港葵青码头的主要股份卖给了迪拜港务集团。

也就是说，香港虽以其非常高的效率处理着增加的流量，但每个单位的流量（集装箱）带来的增值却越来越小：城市的主要经济支柱进入了效益递减的通道。这其中间接或称作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香港在需要转型发展高科技的年代，没有像“新加坡公司”那样，在政府引导下整体投入并向着新经济转型。不可否认，不论回归前还是回归后，香港政府都没能下决心改变“积极不干预”政策，因为该基本“市策”被认为是香港过去经济成功奇迹的基石之一，直至去年梁振英提出将这个政策调整为“适度有为”。过去这么多年坚持该政策的结果，就是市场（其实就是主要投资者或本地大资本家和财团）不认为香港会在高科技等明日工业中有前景，因为香港是这样一个缺少研发传统的经济体，而这类工业的初期又需要政府大力扶植，于是资本便选择走向中短线回报最好的服务业、旅游业、房地产，以及将大量资金投放到中国内地以及近来的东南亚、越南等地。

这样做的后果，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先说显性的。

香港过去这二三十年，没有再出现哪怕一个新的大企业，但却聚集了大量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特别是金融和其他服务业的）。而原来的大企业，比如和记黄埔、新鸿基、东方海外等，则主要到中国内地或其他国家投资，中小企也成批涌到珠三角建立出口加工业，去挣政府出口退税的钱。

慢慢地，香港本地企业的宏观结构特征，导致越来越少的晋升机会。同时，香港需要到内地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但很多富三代们甚至90后们，总体上都不愿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而宁愿留在香港做些有一搭没一搭的事情。每年升职机会不多，但跳槽的人很多，据称也是人们对今天社会不满的起因之一。

另一个更显性的变化，当然是旅游业从满口日语到“驱赶蝗虫”。铜锣湾的著名日本崇光百货公司（SOGO），在1990年代，要求每个服务员都要会用日语交流；到了2000年代，不论崇光还是莎莎，不仅售货员普通话流利，顾客中也几乎见不到几个说其他语言甚至粤语的人了。听旅游界的人士讲，不少就业前途不太好的一些新移民，抓住内地游客这一商机，大量进入导游业。这既是好事，也成了麻烦。好在解决了就业，特别是低端就业问题，麻烦是，他们没有接受过很好的培训就上岗，还急着挣大钱，于是各种招数都使出来了。我们在报上常常见到的一些欺负游客的事情，恐怕只是冰山一角。旅游业从业员的培训和旅游业管理跟不上需求，不仅害游客，更害了香港！

再谈谈什么是“积极不干预”政策下市场选择带来的隐性转变。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一个专项调查，香港企业在中国内地的离岸投资于2013年产生的增值量，已超过香港当年的GDP总值。也就是说，香港资本在香港之外再造了一个香港。我们不知到底这部分GDP产生的利润有多少回到了香港来消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它们没有被计算在香港的人均GDP中，也不在人均收入中。从香港经济指标表现上看不到的这一巨大财富，也许是香港贫富悬殊的隐性原因之一。

也许，这可以帮我们解开一个常常百思不得其解的谜：为什么香港经济貌似不好的情况下，高端餐厅和娱乐场所却往往天天爆满。那里通常是商人和讲本地话的80后、90后年轻人，他们开Tesla和BMW，是内地经济起飞制造的香港富二代。他们与在香港社会底层工作、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一批蓝领与底层服务业白领，与住在新界北公屋的新移民，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

香港这个号称世界“最自由的经济”（张五常、弗里德曼语，及一些机构的排名）中另一个隐性的东西，就是税收的转嫁。香港的个人所得税（薪俸税）和企业所得税（利得税）都很低，分别是不高于15%和16.5%。而货品进出口除了极少数的烟酒一类限制品外，都是免税的。资金来往也是自由的，因此对投资者有吸引力。

低税率的政府靠什么养活自己、养活公务员，进行公共设施的投资建设与维护开支？一个财政重要来源，就是卖地、地租，以及对已经卖出的土地使用权收取根据市场波动调节的物业租金——差饷。差饷是就房产物业征收的税项，是一种间接税。差饷是按照物业的应课差饷租值再乘以一个百分率征收，该租值是假设物业在指定的估价依据日期空置出租时，估计可取得的合理年租而计算。目前的差饷征收率为5%。而差饷占目前政府收入的5%左右。

卖地与其他与土地相关的收入包括地价收入、印花税（即物业买卖税）、差饷，还有政府在土地方面的投资。从2015年的情况看（图二），仅地价收入和印花税两项，就占到政府整体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加上差饷，就达到30%以上。

香港特区政府的收入来源。图表来源：香港特区政府2014-15年度预算案

我为什么认为，作为政府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卖地是一种隐性的税收转嫁呢？因为其实，经由“地产商->商场业主->超市经营商”这一通道，差饷、地租、物业和地价的成本，都暗中转嫁到我们在超市买到的每一件产品上。剪个头发或看场电影的费用里，也都含有土地和物业的税金。香港为什么几个超级大企业都是地产商？我觉得，他们很早就看透了这个制度最脆弱的地方：这个收入来源靠土地的政府，必须继续很珍惜地把土地吊起来一点一点卖，并且绝不希望甚至某种程度上不容忍地价和物业价格向下走。这种依赖土地经营城市的方式，从香港蔓延中国内地很多城市，是利是弊见仁见智。

香港政府长期执行这种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后果，从经济结构上说，导致了香港与深圳如今进入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我在最近的一个会议的发言中指出，深圳与香港差别（不是差距）越来越大，是指这两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越来越不一样。深圳成功转型为一个以网络和电子科技为核心的制造业基地。相反，香港经济中仅有2.5%的制造业，主要是金器首饰、手表等传统高增值的产品，而九成以上的国民产值来自服务业，其中所谓高端服务业的金融占16%，贸易、运输与物流、旅游、商业与餐饮，多数都是中低端的。可以说，香港经济是以流通为本的服务型经济。科技产品的高附加值以及市场对像腾讯华为这类高科技公司的高估值，让我们一眼就看到深圳经济的成长性，以及在对比下香港经济的过气状。

当然，香港经济走到目前这种状态，完全归罪于积极不干预政策，并不恰当。我个人以为，还有几个原因也很关键，且常常不被人提及。

首先，是香港的重商传统。香港一百多年前开埠就是一个转口贸易门户。虽然香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度靠加工工业（制衣、玩具、电子为主）+国际海运业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进入发达经济行列，但这些主要行业靠的是聪明地将廉价及勤劳的人力与现成技术结合，并以灵活应对市场的能力打入国际市场。那个阶段也诞生了个别高科技企业，比如当今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行业的集成和封装设备供应商ASM太平洋科技有限公司，但总体上，香港在技术领域一直是跟随者和应用者。最终，在本地经济中成长为巨头的，除了银行、地产，就是与贸易和流通（包括码头航运等）相关的企业，如和记黄埔和东方海外。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更让香港的制造业几乎全部北上珠三角，留在本地并获得长足发展和提高的，多是从金融到物流到贸易的各种生产者服务业，它们成就了今天香港的世界级金融中心、亚洲最大交通枢纽以及物流管理中心的地位。这其实是在更高的层次回归了当年这个弹丸之地成为“香港”的使命——中国与外部实现贸易流通的商务门户。重商，才是香港骨子里的东西。

我1985年到香港读研究生的第一个月，就体会过港人那种经商感是“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的：我到一个街市去买个装杂物的红蓝白条子那种塑料袋，一个看上去只有5-6岁的小男孩在那里看摊儿，他看我望着吊挂着的袋子在犹豫，就开腔道：“老小（即广东话老板），赶海（‘当然是’）买大的啦，大个那个嘚滴嘎（更实惠啊）！”

重商文化，靠在国际贸易中提供增值服务来赚差价，从帮助买家选择实物产品，到后来经营股票证券服务，本质是逐渐向高阶形式的贸易走。

让我试试总结一下这重商在日常生活中都意味着什么：（1）不太重视学历，够用实用就好。所以香港人读博士的很少，但企业里精明高手很多；（2）精于买卖，市场敏感度高，同时有很好的遵守合同的习惯与原则；（3）非常习惯从客户角度思考问题，从客户得到增值服务的满意中获取回报。这几点，从无名卖菜阿婶的行为，到上市大公司的举动，都是一样的。

这种重商的倾向，与瑞士这个800万人口的欧洲小国非常不同。为什么要拿瑞士来比较？香港汇丰以前的一位总裁在香港回归时曾建议香港转型为亚洲的瑞士。近来又有深圳的文章认为，香港与瑞士和新加坡比较，输就输在缺少制造业。而不能不提的是，瑞士人和德国人一样，有一种工匠文化，他们那种对产品精益求精、从产品制造中寻求利益和乐趣的精神，逐渐形成一种本地或本民族的文化。我接触到的瑞士人动手能力极强。即便是一个跨国连锁企业的CEO，对具体业务流程中的每个细节也都了如指掌，可以上手做示范，而且以此为荣，代代相传。但在香港，不论制衣厂老板还是打工者，有几个以这种工匠能力为荣代代相传的？相反，如我前面提到的看摊小童，一代传一代的经商者，到处都是，而且往往是从第一代卖东西的到第二代做金融证券的，伴随着香港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升级。

除了政府不干预政策与重商精神，第三个影响今天香港经济结构的，是人才与教育。政府不干预市场，不特别扶植任何行业，导致人才自然向着本地回报最高的行业集中。根据我在香港大学20多年的观察，1980年代到2000年代，香港最好的学生大部分毕业后都集中到社会收入最高或最稳定的几个职业，它们是律师、医生（包括牙医）、金融业从业员和政府公务员。直到今天，当我们上课和判卷子时，还是可以看到，即便是地理系开的公共课，法律系和金融系的学生平均成绩也稳定地高出了其他人文或社会学科学生的成绩。

香港大学的牙科学系的学术排名高居世界榜首（根据2015年QS大学分学科排名榜），是全香港各个学科在世界排名中最高的。而人文和社会科学各个专业学生中的精英，最后也往往被政府、银行或国际大公司吸走。

香港的大学开始重视研究以及高科技相关的教育，大约是在香港回归前后。回归前，特别是香港科技大学建校前，香港的大学教育，就是为英国在这里实行统治的需要服务的。这里不需要搞研究，更不需要培养有创新精神的科技人才。哪怕是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也是1980年代后期考虑到香港从出口加工业转型的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社会而设立。香港开始成批培养出自己的高新科技人才，基本上是回归以后的事。

但是，即便培养了一些科技人才，由于重商的结构，他们也未必能在本地做出成绩和大事业。不说不知道，今天成为世界无人机第一制造商的深圳大疆創新科技的创始人兼行政总裁汪滔，曾于2003年从华东师大退学，到港科大读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2006年研究生毕业后，创立了大疆创新。汪曾经说过：“假如我没有去香港，便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假如我留在内地或者去了美国，也不会创立大疆创新。”然而，虽然实现他创新思想基础的是香港，但实现他理想的企业却设立在了深圳。

这个案例，恰恰带出了我要提出的最后一点，就是香港地理位置和历史特殊性对其产业结构的影响。人们常拿香港与新加坡比较，因为两个都是所谓“city-state”。但事实上，新加坡早早摆脱英联邦、与马来亚闹翻而独立的时候，就奠定了它必须依靠其经济的独立，来确保其政治上的独立，同时依靠其经济上与国际强势国家的联系来确保其政治上的安全。因此，新加坡李光耀那种政府主导式的企业型国家，在推进经济时，时时刻刻想着自己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系以及自己经济在未来经济中的角色。

相反，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靠着自己做出口加工业辛辛苦苦拼出了四小龙地位；但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成立深圳特区之后，突然间，一个靠在廉价劳动力在珠三角建厂经香港转口的挣钱机会冒了出来。香港与新加坡不同，并不存在对身旁这个世界潜在超级经济实体的戒心。中国内地对香港，既是市场和服务对象，又是转口贸易的货源地。而且作为中国的一个城市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大陆的依赖，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政治正确”的，尽管从香港“本土”来看，它在当时失去了发展高科技的压力和动力。香港特区政府的科技促进局到今年才成立，比新加坡晚了整整十五年，就是事实。

附带说一说另外一个有得有失、影响了今天香港政治经济情势的决定，即2003年香港经济遭到“非典”打击之后推出的的自由行。

2002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到香港的游客占香港总游客量的41% （见图三）

香港“非典”前（2002年）的游客来源分布。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旅游局。

所谓自由行，是一个准许中国大陆居民以个人的方式前往港澳地区旅游的计划，自2003年7月28日起推行。一般情况下，只要在计划范围内的城市，就可以透过简单的特别签证手续前往香港及澳门，期间最多可逗留一周。现时，49个中国大陆城市的居民可以以个人身份到访香港旅游。以2014年香港的过夜旅客统计数据看，平均每一个内地游客在港的消费额达到7000多港元，高于大多数其他地区的游客。他们在年龄构成、职业构成方面，都与其他地区来的游客很相似，但在消费内容上差别极大。内地游客将不到三成的钱花在吃住上，七成以上的钱花在了买东西上，而国外游客通常将四成以上的钱用在住酒店方面，而在购物方面则是二至四成不等 (见图四)。

2014年香港过夜游客消费分类统计。资料来源：香港旅游统计简报。

今天，内地游客总量已达到每个月300万左右人次，占到每月410万游客总量的七成多。内地游客生意迅速膨胀，以及相应与众不同的消费方式，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给经济发展正在失速的香港打了一支强心针，即便真正带来的GDP不一定很高，至少解决了很多技能不足人士的就业。但另一方面，从著名的奶粉限购政策到网上网下狂骂“蝗虫”的情况，处处反映出短期内不少本地人难以接受如此大量内地游客访港在切身感受上带来的种种冲击。

有内地经济学者指责香港限制每人只准带两罐奶粉，是对香港这个号称世界最自由市场的莫大讽刺。我倒是觉得，更讽刺的还有两件事。一个是为什么要到香港来买本来国内就有得卖的外国奶粉？难道不是因为那个市场有问题？另一个是如果真有纯粹的自由市场存在，为什么还限制自由行的人数？这说明，自由行政策本身，就是香港并非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的铁证。而今天天嚷着要加强对自由行控制的某些港人，同时也是在不同的场合天天说着彻底市场经济最完美的那些人，这不是一个更大的讽刺吗！当然，这讽刺对香港并不重要，更重要的和意想不到的是，自由行竟然激化了香港内部的冲突，恶化了陆港两地关系。

不论制造业全部转移到了珠三角甚至越南柬埔寨，还是每个月三百万的内地游客，都反复在证实着一个简单的事实：香港从来都是一个外向依赖型的城市经济。香港不过是一个730万人口、1100平方公里土地的城市。让这样一个城市活好，让香港市民活好，并不需要考虑重新构造什么“合理产业结构”(第二产业不能少于百分之……)，但需要维护一个长期、多元的对外网络联接。近20年，这个联接越来越偏重于从与内地交往中获益，这似乎是必然的，但也正正因为如此，香港似乎正在不知不觉地忘记发展自己的国际能力。

到此为止，本篇已经很长了。讨论内容都集中在经济上，总体上就是从政策环境、历史演变、重商文化、人才教育、地理区位这几个方面，解释香港为什么形成了今天这种服务型的、脚步放慢了的经济体系。我将在下一篇里和大家聊聊我对香港社会生活方面的种种感受。第三篇则打算从一个不懂政治的香港市民角度吐吐槽：香港的政治怎么了？最后，第四篇讨论香港的未来。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并继续关注！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V-NS”：作为港口城市，过分期许贸易兴盛、商业繁荣能拉高或替代其它产业而快速发展，是不切实际的。香港虽然是免税港，使其成为“购物天堂”，但实际上，在香港零售的产品，比起从原产地购买，价格仍然高出许多，原因是里面包含了不少的地价租金、服务人力等费用支出，相当于抵消了货物流通成本的下降。随着网购平台、内地自贸区的建立兴起，带来是减小到香港中转的需要。

网友“FJLang”：深刻！

网友“1805673751”：谢谢鼓励。其实，我确实有考虑写一篇香港文化怎么了，最后还是放弃了。文化是一个精彩但很泛定义的东西。我不够资格写。 推荐读陈冠中《我这一代的香港人》。

网友“三国杀”：作者的三篇文章都看了，最后一篇关于政治的写得比较好，建议作者加一篇《香港文化怎么了：一个久居香港的北京人的看法》

网友“1736730063”：果然是教授的文章,內容充實,中肯.

网友“如果不确定”：想说什么?直接一点阿

网友“1805673751”：我当时没有广东话的输入法，打不出这些字。谢谢你！我再版此文时一定更正！（作者王缉宪）

网友“小飞沫”：“老小（即广东话老板），赶海（‘当然是’）买大的啦，大个那个嘚滴嘎（更实惠啊）！”“老细。梗喺买大啲的啦，大个嗰个抵啲嘎”

网友“老兵729”：不管香港行不行，每年政府都给市民发几千元的港币，这个在国内没有那个城市做的到~！？

网友“各自远飚”：客观理性，很好

网友“三国杀”：作者的三篇文章都看了，最后一篇关于政治的写得比较好，建议作者加一篇《香港文化怎么了：一个久居香港的北京人的看法》

网友“小飞沫”：“老小（即广东话老板），赶海（‘当然是’）买大的啦，大个那个嘚滴嘎（更实惠啊）！”“老细。梗喺买大啲的啦，大个嗰个抵啲嘎”

(1970-01-01)

不知从何时起，有的人总爱称自己什么什么少。在北京就有四个人，他们喜欢交往女明星。人们称他为京城四少。

京城四少中首屈一指的就是，明星大s的老公汪小菲，汪小菲是俏江南的公子哥。由于是家中的独子，从小被母亲宠爱的很是娇惯，王思聪可是让汪小菲吃了一些苦头。

在微博上，国民老公王思聪，嘲笑王小菲：说他们是一对恶心的母子，天天不是作秀，就是逃官司，裤兜里就那俩钢蹦，还总爱冒充富二代，你也好意思？

以为自己的车挂个军牌，娶个女明星当老婆就挤进上流社会了，也不照照自己，整天整些没用的。

王小菲回应，你就是一个臭傻逼，有你他妈受罪的那一天，小崽子。

我们都知道王思聪在微博上一向以毒舌著称。他骂过的明星很多，把半个娱乐圈的明星都骂过了。

他还曾经说他交朋友从来不在乎别人有没有钱，因为别人都没他有钱。

就连赵本山都没有逃过王思聪的毒舌，说赵本山是一个耍彪的农民，不管现在多成功，也洗不掉以前的农民气质，买飞机又租出去。想白做不花一毛钱，这还不算农民吗？

对于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富二代，你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回复小编哦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王小稳”：有他哭的时候，靠的家境，辣鸡

网友“流氓昂哥”：听说骂王思聪是狗的人有赞哟。

网友“回忆在美、終是傷…”：他只是说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而已

网友“徐洪宇”：我没钱饭都快吃不上了我要是有钱一定比王思聪还毒想装逼就要有资本没有呢就在家坐坐梦爽爽就行了

网友“俺老孙被你们骗了”：王思聪还不错了！

网友“4312828”：莫名的对王思聪没恶感

网友“国院”：小王好样的！

网友“本?拉登”：在20多年前，我把思聪的老妈给睡了，其实他应该姓马，马思聪

网友“追梦”：王思聪去撕葱

网友“摔愣的兔子”：天道有轮回，嘉庆炸了和珅老窝，嘿嘿

(2017-08-29)

北京晚报9月1日消息，从荷花市场牌楼穿过，走进什刹海景区。已经是晚上八点多，穿着清凉的年轻人们熙熙攘攘地沿着水域漫步，水边的长椅和石墩上则坐着不少乘凉的老人。一手拿着半导体，一手拿着蒲扇的于大爷说，自从6月底什刹海景区集中治理酒吧二层违建、店外经营以及噪音污染，喧闹的什刹海“终于安静下来了，不闹心了”，漫步水边和坐在树荫下乘凉的老街旧邻们，也终于找回当年的感觉。

工人在拆除“鸦儿渡口”酒吧二层违建。北京晚报 图

酒吧里歌声小多了

今年6月29日，什刹海周边四个大酒吧的二层违建开始拆除，随之而来的拆违潮让街面上酒吧的二层平台一个接一个消失。更让居民欣喜的则是酒吧街噪音的治理。“从年初到现在，查扣了95个音响，要求酒吧的歌声不能传到街面上。”景区管理处副主任张瑞生对记者说。

在什刹海知名的“吉他吧”，几桌年轻的客人正一边聊天一边听台上歌手的弹唱。店主张伟程一次又一次提醒歌手声音不要太大，“歌声绝对不能把说话声全淹没了，面对面坐着，聊点什么对方得能听见。”

张伟程打小生长在什刹海，干了十几年酒吧，最反感的就是满街面都是歌声。“特别怀念小时候，坐在家门口就能听到知了、蛐蛐叫声。以前景区夜晚噪音是个大问题，闹闹哄哄到夜里两点是常事，对桌坐着，面对面喊都听不见，只能碰杯了。”

张伟程说，低音炮和大音响那时候没人管，很多游客从一些酒吧经过都是捂着耳朵跑过去的。站在街面上，能同时听到三四家酒吧的歌声，震得脑袋疼。现在景区要求酒吧内音响不能超过75分贝。记者跟随张伟程来到“吉他吧”后面的平房院中，丝毫听不到酒吧街上的音乐。

钢管舞表演退场了

和街面歌声一起退场的，还有曾经走红一时的钢管舞表演。张瑞生说，景区对于这类“擦边球”表演的态度是严令禁止。4月20日晚，西城文化行政执法队在警方配合下，对11家非法演出钢管舞的酒吧进行了查处。

“这个应该是2015年左右兴起的，就是为了揽客，当时很多酒吧外面都挤满了人，就是为了看钢管舞，把道都堵了，弄得整个环境都乌烟瘴气的。”张伟程说。

“吉他吧”的老主顾陈先生说，开始好奇，后来就觉得这样揽客特别不和谐，“我们来酒吧是为了放松和休闲，也是为了看什刹海的夜色，不是来泡夜店。”

对于商户和酒客的说法，张瑞生十分赞同。什刹海是文保区，也是居住区，生活着大量老年人，酒吧街是整个景区的点缀。“我们在整治过程中，在重视违建和牌匾这些硬环境的同时，对于酒吧商业经营范围也进行严控，不能让酒吧街变成夜店街，也不能让这种‘擦边球’拉低什刹海景区的文化内涵。”

出圈的酒客少多了

什刹海景区共有商户249家，其中酒吧就占了168家，让什刹海常年处于“提海就是酒”的尴尬局面。张伟程说，没拆除二层违建、没禁止门外经营的时候，他见过不少奇葩的酒客，“喝多了就直接往水里小便，甚至有人喝醉了就躺倒在大街中间。便道上都是桌椅，扦子、酒杯、酒瓶到处乱扔。”

经过一番整治，出圈的酒客基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理性消费的游客。“酒吧的消费其实不低，如果一味地点酒喝酒，一会儿就得上千。但是最近客人们要饮料的多了，喝茶的多了，平均下来一人也就一百多块钱，整治让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张伟程说。

喝着大红袍的陈先生是酒吧街的常客，他强调自己和朋友来这里就是为了放松，“音乐是背景，喝茶聊天看着什刹海的夜景，这才叫夜生活呢，拼酒嗨歌那就是闹。”

张伟程说，在酒吧街的十几年中，他见惯了这里的喧闹，只有每天凌晨两点多到五点多，酒客散去，音乐终止的时候，什刹海才仿佛回到几十年前的宁静。“现在每天我早锻炼的时候，一边跑步一边和出来遛早的老街坊们打招呼，街面不那么脏了，有点当年的意思了。”

继续拆违不停歇

为了让什刹海慢下来，静下来，进一步提高景区夜生活质量，张瑞生和同事们今后的工作重心仍然是拆违。“现在后海北沿5号和6号2层400平方米左右的违建还没有拆除，下一步要先解决它。”张瑞生说，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这个违建，主要是因为商户还没有做好顶层防水，加之此处违建需要人工作业。“等一切就绪我们就拆，最迟不会超过9月份，等这一处拆完了，就开始入户和居民谈，一户一户地拆居民搭的违建。”

年初以来，什刹海景区已经拆除违法建设4874平方米，拆除酒吧广告牌匾624块，治理噪音扰民390余起，查扣音响95个，整治违规演艺59起，停业整改3家噪音扰民严重的酒吧。拆违工作基本完成后，什刹海景区管理处还将清查酒吧街的房屋产权，收回部分公房，以减少酒吧数量。“这是2018年工作的重点，现在初步统计这样的公房有30多处。”

“很多牌匾摘下来以后，古树和古院落，还有傍晚的天际线都露出来了。未来会一步一步恢复什刹海地区风貌，让这片京城难得的有水有景的区域多些文化味。”张瑞生说。

（原题为《什刹海的夜终于静下来了》）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巨蟹座的水瓶”：绝大部分都是外地人经营的黑酒吧

网友“白先森的言论场758”：绝大部分都是外地人经营的黑酒吧

网友“宋钱”：房子都是你们的，你自己不去经营，|再不出租给别人去经营，没人开酒吧不就没事了吗？

(1970-01-01)

这一篇接着前一篇，聊我对香港未来的一些看法和建议，是本系列的最后一篇。我在电脑上写，大家可能是在手机上看，能忍耐看完我前面几篇长文的，已经超级感谢了！不过，这篇可能还是那么长。如果不想听我闲扯，现在还不晚呢！

发挥港深两制双城都市圈的优势

内地很早就有人提出深港“同城化”、“一体化”等建议。在香港，也不时有人呼吁港深进一步融合。虽然，从政治上和体制上，谈论同城化和一体化都不合适，但这不应该是香港把自己挡在合作大门之外的理由。

经济上，两地来往已然超级紧密，事实上早已构成了一个共同体。1980年前后建立的沿海四个经济特区中，最成功的就是深圳。有深圳人认为，深圳能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当初那里什么都没有，所以来的都是最勇敢和没有包袱的人。我同意这个看法，特别是与今天香港年轻一代比较。不过，一个让资本和人才向这里集中的重要原因是，它在香港的旁边。这正是当初邓小平在深圳建立特区的初衷。我经常去深圳，深圳的很多好朋友告诉我，在内地，深圳大概是从文化上（在务实和效率方面的文化，我的理解，比如“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最接近香港的了。

今天的港深社会经济关系有多密切？我尝试用以下几个数字和图表做个说明。

（1）人员来往：根据香港政府规划署2013/14年的跨界旅运调查，2014年平均每天来往大陆与香港之间的人数已经达到60万人次，是20年前的3倍，其中90%是来往于香港与深圳的。其中每星期跨界至少一次的香港或内地（主要是深圳）的人数已经达到73万多人，他们当中跨境探亲和读书的比例越来越大（见图1），显示了两城融合程度不断加深。

经常往返香港与内地的旅行者的出行目的分类统计。?数据来源：香港规划署《南来北往 – 2013至2014年跨界旅运调查》

（2）跨境车辆揭示的变化：从2000年开始，来往深港两地的车辆，越来越多的是普通货车、跨境巴士和为跑跨境商务或公务人员服务的所谓两地车。普通货车流量增加，是与香港机场的货物吞吐量高度相关的（见图2）

这两方面的来往，其实体现着，两个城市因非常不同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基本条件，而产生的发展机会和互补效益。

内地有三个最常见的衡量城市经济是不是好的指标。第一，是一个城市的GDP增长速度；第二，是GDP总量；第三，就是所谓合理的经济结构。我不认同这些指标对城市经济的解释力。在我看，这些指标应该是衡量更大的经济区域或体系的——比如一个国家，至少是一个大省。因为，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网络化、全球化的世界。金融、信息、人才、物质的流通，不断改变着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及消费的内容与渠道。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比如新加坡，需要努力保持某种特定经济结构，是为了提高其体系对抗经济波动的能力，但位于大国内部甚至边缘的城市个体，其结构必然会随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特点而显现自己的特点。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比较一下深圳与香港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别。从下面的图6看到，如果认为深圳的制造业占到40%，是“健康”的，而香港只有1.5%，被批评为“空洞化”；那再看看纽约，似乎金融比重更大，是更健康还是不健康？如果把均衡看做健康的话，也许新加坡最健康，因为那里的制造业仍然保持了18%。

那么，让我们试试从更大的一个地理尺度考虑，即把深圳和香港看做一个都市圈，那么，鉴于目前港深在GDP总量上相当接近，我们可以将这两个城市的数据按照GDP比重加权后做一个叠加，得到这个双城实体的经济结构（见最右边的柱）。原来，它与新加坡很相似呢！

我用这些数据做的“统计百分比变换术”，并不是想说明新加坡的百分比就合理。而是说，如果有像香港、深圳这样两个紧邻的大都市，而它们各自又有明显的经济要素差异——比如，土地与房屋租金，人才流动、劳动力成本、资金流动、贸易自由度、信息自由度、对外运输连接度等方面——那么，产业自然会跑到最适合自身发挥的城市。两城的差异，从生产要素到体制，恰恰给了不同行业以更多选择。

横向看全世界，相邻的边界城市并不罕见：近在眼前的有澳门-珠海，远在天边的有温哥华-西雅图。但没有哪一组边界两侧相邻城市，是有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并且两个市区在地理上如此接近的。即使在同一经济体内，也没有类似的情况。

因此，从都市发展或城市化角度，应该说，港深是邓小平先生培育出的罕有品种——两制双城都市圈。虽然过去30年，两地经济上的繁荣都已经体现于深港的相互依赖，但遗憾的是，我住在香港二十多年，每年到深圳不下十次，参与过数不清的双方官方或民间很多与对方发展相关的研究或讨论，至今却仍然看到，双方的不理解和误解无处不在。 若想要香港和深圳从这种超级两制双城都市圈的发展中得到更多好处，第一而且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增加理解与沟通，减少误解。

发展观上的差别是造成误解的第一个主要原因。根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2014年亚太地区都市观察》专题报告的数据，深圳2000-2014十年间的经济增长了40倍，高居世界城市排名的第11位，而香港仅仅增长了60%，排在110位。到2014年，深圳的人均GDP（按照平价购买力PPP方式计算，下同）达到33731美元（按照官方统计人口1076.8万计算）。而香港则为57244美元（见下两图）。若按照《南方日报》2014年6月26日张伟所报道的，2013年底人口已达1800万（深圳市公安局统计）来计算，则人均GDP为20179美元。那么，大致上今天深圳经济发达程度相当于香港1990年代初期的水平。

如果我们相信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决定意识形态的话，那也许可以说，虽然在高科技方面，深圳早就领先于香港，但今天很多深圳人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看法，会比较类似25年前港人所想。也即，在经济迅速起飞后，人们依然坚信“（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但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民生、环境、教育等方面的进步，向着“可持续发展才是硬道理”转变。

香港进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社会，大致上是在1997年回归后第一任特首期间，至今也已有十几年。这种差别造成了很多“鸡同鸭讲”的场景。比如，一些深圳朋友会认为：深圳河南岸香港侧一直不见“开发”，而深圳河北岸则早已高楼林立，说明香港已经落后；而且，居然还有港人闹着不让新界东北区开发，实属莫名其妙。而在港方，不论政府中的规划人员还是新界的居民代表，都强调任何发展都要顾全长远利益， 能少建就少建，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冲击——尽管他们可能各自有不同的图谋。这些港深发展理念上的不同，并不是谁更先进，而是社会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思维方式和出发点不同。

而香港泛民派人士中，不乏过去几十年从来没有到过深圳的。有自己拒绝到大陆的，也有因其他原因不能进入的。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人真心是在为香港好，就应该请他到深圳走走看看。哪怕是一个普通的香港人，也不应该对一个2000万人口、紧贴香港发展神速的超级都市视而不见，因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香港和深圳在一定程度上都左右着对方的未来。不来往，只会产生更多冲突。

这里给大家举个我亲身经历的小例子。

多年前的某天，我经罗湖口岸到深圳后，在排队等出租车时，让拿着行李的妻子与孩子站在旁边等，我去排队。突然，前面一个正要上车的香港年轻人与司机吵起来，用广东话批评司机不该挑客拒载。双方越吵越烈。我太太在旁边好心用粤语跟这位港青说，可以打个电话投诉，跟司机吵下去是没有结果的。可这位港青突然把怒火转向我妻子：“你港府话都说不标准，就想和他一起欺负我！”这种“发烂渣”的情况，就是内地朋友常常提到的某些香港人在内地往往自以为是人上人、实际上已经变成“港灿”的故事吧？但如果这位小兄弟之后再不“上大陆”，就不会知道，今天深圳有了各种出租车，可以手机付款，司机拒载越来越少；而另外一个改变就是，多数经常上大陆的港人的普通话也越来越容易懂了。

政府角色的差别，是造成深港误解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以我的了解，两地公务员自己其实比较清楚这个差别。反倒是政府以外的人误解较深。比如内地朋友会习惯性以为，香港的很多事情是因为政府效率低，不作为。事实是否当真如此，须就事论事。

不可否认，香港政府一些部门时时出现僵化和不作为的地方。但同时，我也注意到，有很多内地政府插手的事，在香港，政府是不管的。比如，当我为同一个研究项目走访深港两地企业，向企业问“您认为政府在这方面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时，深圳的企业会提出各种政府应如何帮助企业或行业发展的建议。相反，香港的企业则会说，政府做得很好。我问，为什么？答案是，他们的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就是因为行业内没有任何政府的补贴，使得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无法继续，而自然离开。当然，这个例子不是说，政府在什么事情上都不能插手。但对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香港社会上的整体看法与内地非常不同，商业实践中也确实是如此。

总而言之，就经济发展而言，在内地，没有政府的参与，你可能什么大事都干不成——虽然一些政府干预少的行业，比如网商，发展最健康；但在香港，政府主要是告诉你不能干什么，并确保法律上你与其他企业受到同等对待——虽然事实上，大企业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得到某些好处，竞争并非真正公平。

香港政府与深圳政府可以合作的地方非常多，比如金融服务与基础设施方面。香港深圳民间也有很多可以进一步合作的地方，比如科技、教育、医疗等等。

在具体如何合作方面，我不是专家，给不了什么建议。不过，有个小提议是，两地政府有关部门应该一起长期合作，统计双方都需要的关于跨境合作、交流、贸易、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数据。

相对内地很多城市，香港政府的统计数据比较全面，也是公开的。有些数据虽然没有上网，但可以写信索取，或用成本价买到。深圳这方面在内地也是领先的。但是，两地的统计口径和内容不尽一致，跨境活动的数据也非常缺乏——因为它们通常不是政府统计部门的主要统计对象。事实上，对于这对两制下的双城，如果我们不是整天比哪个城市排第一（几乎天天看到有人在做这种无聊的事），而是要扎扎实实地研究如何可以改善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就需要更多的像前面提到的“南来北往”这样的统计分析。这类研究，不仅是了解跨境有多少人多少车，还要知道是哪类人哪类车，更需要知道两地往来的活动的目的、内容、原因与问题。

没有好的调查和数据，就会犯政策上的错误。比如，前不久撤销了深圳居民来港一签多行的政策，说是为了防止跨境的水货（以及没有本地代理商的进口货品）流通。结果发现“带水货”的其实多数是港人自己。以流通和服务为本的香港，最不应该做的，就是把流通的闸门关上。需要的可能是某种过滤器。

回归真正的旅游

我在这个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到，香港旅游界把焦点放在了内地自由行这个群体，而这个群体来港消费的内容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游客非常不同，把七成以上的钱花在购物上，当内地游客从2003年“自由行”开始以前的45%，到2015年占客源比77%（见图6），整个旅游业就变得越来越“购物化”。同时，香港年游客访问人次已经高达6000万（2014），为本地人口的8.1倍，相当于这个弹丸之地天天都在开着半个上海世博会！

数据来源：香港旅游联盟网站。

但是，如此庞大的游客，给香港带来的效益却有限。在香港四大支柱产业当中，贸易及物流业增加值占GDP的23.4% （2014年数据，下同）、金融业为16.6%，专业服务及其他生产性服务12.4%，而旅游业仅占4.2%。然而，随着网购海淘盛行、人民币对美元/港元下跌，以及韩国等地采用同样方式竞争，就算香港天天都是购物团，情况也不容乐观。下面的图7显示，每个游客带来的增值（GDP）（包括购物）从2011年开始下跌。如果再考虑到一些购物团被带到郊区居住区、居住区商场变名牌大卖场（Outlets，奥特莱斯） 引起市民不安和抗议的负面效应，香港旅游业重回“旅游” 刻不容缓。

数据来源：根据香港特区统计处三种不同资料整理计算。

以本人愚见，香港旅游市场至少有两个新方向可以拓展。一个是面向长途市场（欧美等地游客）组织大珠三角多日游。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即将开通。大珠三角有三组“双城”：香港-深圳、珠海-澳门、广州-佛山，并且各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旅游优势。 这种拓展，不需要香港增加多少酒店房间，而需要增加原有观光景点（比如维多利亚港湾）的容量。虽然这种同区域多地多日游的市场出现，自然有企业会去做，但今日的旅游和城市推广，政府责无旁贷。同时，这种类型的旅游，又需要多地政府合作。香港旅游界和有关香港对外推广部门，比如贸发局，应该看到，现在单一推销香港已经不足够。应该联合附近城市，一起推广整个地区，别样的香港自然就在其中了。

第二个方向是深挖香港独有的特色。旅游界专业人士一定比我更清楚，对于不同的游客，有些景观和亮点是一样的，比如维多利亚港的夜色。而有些是不同的。例如，没有多少内地或香港本地人士，坐过香港的Big Bus 这类欧洲公司开设的旅游线路。它除了途经最热门的景点，比如太平山顶和星光大道，最特别的是其港岛线专门挑选行走那些窄窄的半山路，让游客在敞篷车顶饱览夹在两侧高楼中的港式一线天。这些对本地人司空见惯（其实香港人自己也没有什么机会这么看香港！）的生活环境，对从来没有在超高密度中生活的人而言，却是永远的奇观。我认识的一行法国友人到香港开会后四处走走，印象深刻的除了维港景色，就属满山高楼大厦了。

要挖掘高端和多样化的客源，光靠卖衣服卖戒指吃海鲜是不行的， 业界一定需要更多的专业化付出，比如可以用最新的VR技术、电影等各种途径，向潜在游客所在目标国家，有效地宣传港式一线天这些另类卖点。

香港楼宇。

建设世界级宜居城市

虽然这里人们天天在批评香港政府无能，可客观地说，在世界范围内比较，香港是个管理得不错的城市。我的几位英国来的同事就跟我说过，真应该请香港人到英国去管理那边的城市交通。的确，在美国和澳洲学者提出TOD（公共交通导向发展）之前的二十年，香港已经开始TOD了。目前，香港每天90%的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班上学，百分之四十的住宅和百分之六十的工作岗位都位于城市轨道交通站500米范围内。很多巴士站和地铁站也都按照城市规划的要求，设在了居住小区内部。这些都是近五十年持续坚持公交优先才得到的。

然而，进一步改善越来越难，因为对于一个骨架搭好的城市，新的扩展规模小了，要求高了。新建设，比如地铁继续伸展到密度较低的地区，投资回报率往往是递减的。

另外，有得必有失。香港有很多做法，当时看来是成功的经验，到今天看，却有不少是后患无穷。

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用BOT运作模式建设了两个过海隧道，一个是房屋委员会把原来公有的停车场和公屋等地的商场打包上市成“领汇”（香港上市公司），完全私有化。

过海隧道是香港交通的命脉。目前三个隧道的收费差别离谱，导致过海交通效率不足。一条堵，一条空，政府只能调控其中红磡隧道的价格，其他两隧道几十年内都拿它们没办法。当年做出这种决定，仅仅是政府感到可以自己不投资，而BOT又是社会上流行的做法。但现在看，隧道不仅有很好的经济回报，更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整体效益。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领汇”：一时卖了个好价钱之后，该公司的资产值大升，而政府虽然名义上控制着该公司，但实质上完全放弃了控股，不仅造成最需要低租金环境的公屋区怨声载道，而且公司赚大钱，政府完全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只是当年甩掉了一个包袱（其实是金蛋！）。现在世界和中国又风行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香港要小心了。与内地需要减少政府的干预相反，这里需要政府扮演更多的角色。

政府适度有为，是要这个城市保持国际竞争力，最终为每一个市民带来福祉。据香港贸发局的分析，除了四大支柱产业外，香港具有明显优势可进一步发展的六项产业，包括文化及创意产业、医疗产业、教育产业、创新及科技产业、检测及认证产业，以及环保产业。2014年，这六项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9.2%。

在香港科技园等地，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企业。但这些企业能否留下并成长，人才、投资、资讯等都不是问题，问题还在物业租金和政府的长期支持。这方面“适度有为”不能光说不做。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上过度依赖土地回报的问题。

我不懂政府的财务分析，不过，觉得新加坡有一点可以借鉴，就是它有几个走向世界的国企，包括主权基金公司淡马锡、其控股的星展银行（前新加坡发展银行）以及新加坡另一个国企PSA集团（前新加坡港务局）。这种把本地国企变成世界级跨国公司的做法，实际上和民营跨国公司经营理念相似，就是用自己在本土中培养的竞争优势打入世界市场。不过，不同于香港的汇丰银行与和记黄埔港口控股集团，这些新加坡公司赚到的钱，是入政府口袋，最终可以减少其他方面的税收，包括卖地和地租。香港确实有这类可以走向世界的“市企”，比如我前面提到的香港邮政，还有香港机场管理局、港铁公司，都是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公司。 用国际市场赚的钱回哺香港，提高香港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为什么不呢？现在已经不是1970年代，把国企按照民企的方法公司化管理，完全是做得到的。

系列篇结语：城到中年

作为一个已经富裕起来了的城市，这里人们的思维不同以往了。社会公平、廉政、自由、民生——包括环境、教育、文化、医疗，各方面的改善缺一不可。既然是城市，很多日常民生的事情本是政府最需要关注的。把香港经营成一个世界级的宜居城市，应该是特区政府每天的任务和长远的目标。我接触到的政府部门、NGO和学界人士，都在努力推进社会民生在这些方面的变化。然而，香港这些年越来越严峻的政治气氛一再证明，有效运作的政府必须是一个高认受性的政府。因此，越早实现普选，解开这个认受性问题的死结，香港重振的机会就越大。同时，香港特殊的历史与地理又决定了，她既不是一个普通城市，也不是一个独立体，而是一个最国际化的中国城市，一个不能脱离祖国、同时必须依赖与世界联系而生存的城市。

这个地理上天生边缘、体制上人为独特的城市，进入了中年万事难的阶段。像一个中年人一样，她的过去已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的未来。但她还是可以而且需要选择今后的路怎么走下去。需要把香港的国际化与港人复杂的身份认同看做是正能量，因为它们是和中国改革开放后90万人移民美国、50万人移民加拿大一样，是当今全球化、中国走向世界需要的元素。放手让香港去闯，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实验站，可能是一个更有利于香港和内地的双赢未来。

我每年看着一批批香港年轻人大学毕业，走进社会，总祝愿他们能像大多数港人一样，找到一份合心意的工作，过上简单而开心的日子。同时，希望至少有一部分人，可以像他们很多前辈那样，有国际视野和国家感，敢闯敢干，走向世界。最近，一位以前的学生告诉我，新加坡机场管理局准备聘用他去管理俄罗斯某机场，让我很受鼓舞。

今天，香港走到了一个不解决自己的深层问题就不能再向前的坎。而要迈过这个坎，香港人既要靠自己，又不可能完全靠自己。因此，反省自己并改善，与外界沟通一样重要。虽然连续几篇拙作都不过是个人管见，可作为一个北京出生长大、在香港大学以纳税人给的工资为生二十多年的小小教员，如果这些文章能够让读到此文的港人和我一起反省自己，并化解哪怕一点点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误解，我会非常欣慰。

以下为网友评论：

网友“老翁”：香港某些人受西方奴化毒害极深的人，其实相当糊涂。你连自己祖宗都不认的孬种，还要搞“本土独”。自古以来香港是中国领土，这点连英帝国都明白，为什么叫“回归”？那就是回到中国怀抱。今天访既不认问中国，没有中国心，你承认否都无所谓。任何反动势力休想夺走香港，那怕变成废墟那也是中国的。不承认是中国人的港独者请你尽快**，我们好打扫房子另有安排。等着瞧，香港明天会好上加好！

网友“阿逾”：过度依赖地产，导致寡头垄断。盲目自信排内，导致固步自封。未来年轻一代的竞争与协作，才刚刚开始

网友“南国北方_蔡先生”：楼价这么高，普通人宜居是不容易了。

网友“宋恒~旭”：深圳需要留住华为，实体经济才能支持一个城市长久健康的发展

网友“V-NS”：是呢，数据的运用布满了工具理性。

网友“Knight”：深圳现在也不是之前的深圳了，实体经济都被赶走了，正在步香港的后尘。

网友“Tong”：这些都解决不了作者前几篇提到的香港底层民众的问题啊

网友“萝卜饼卜榕彬”：拜读完了6篇文章。作者用数据分析了香港的发展现状并试图用自己的分析方法分析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相当中肯的。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香港，开了眼界，虽然有些地方还是有点质疑，比如香港人自我认同那里。不过从不同角度看香港，对香港的理解更全面。

网友“Wangyaoyi”：南海局势稳定和平台湾省收复香港地理优势在未来的形式来看香港最主要经济体眼光放远点香港离不开而大陆也离不开

网友“HH”：香港加油

网友“萝卜饼卜榕彬”：拜读完了6篇文章。作者用数据分析了香港的发展现状并试图用自己的分析方法分析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相当中肯的。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香港，开了眼界，虽然有些地方还是有点质疑，比如香港人自我认同那里。不过从不同角度看香港，对香港的理解更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