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卓琳生育有五个孩子，若算上他与先妻张锡媛夭折的孩子，他一生有六个子女。在五个孩子中，邓朴方、邓质方是男孩。三个女孩，邓林是画家......

　　汉高祖刘邦无疑是天下最幸运的CEO，在他的刘汉集团中，人多“白骨精”，比如以萧何为代表的前朝白领;以韩信为代表的军事骨干;以张良为代表的谋臣精英，除此，就连他的御用司机，也是个百分之百的锦绣人物。这个人就是夏侯婴，即汝阴侯，又叫滕公，跟刘邦是发小，后来做了刘邦的太仆，也就是专职司机，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可以说，夏侯婴是中国历史上最给力的一位御用司机，集中表现为“三从四得”。

　　先说“三从”。

　　刘邦举事，他服从，无怨无悔闹革命。当年为避罪，刘邦隐姓埋名在芒砀山。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在一帮哥们的拥戴下，刘邦返回家乡，领导民众举起了反秦大旗。在他这帮哥们中，就有夏侯婴。当时夏侯婴跟萧何一样，是国家公务员，不说很富有，基本温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刘邦一挑头造反，他就毅然抛弃了体制内的一切，毫不含糊地跟随刘邦，鞍前马后，出生入死，无怨无悔。

　　萧何办事，他跟从，不辞辛劳追韩信。韩信是个牛人，他被萧何举荐给刘邦后，一时没得到重用，便瞅准机会，趁着月色溜了号。萧何追了一天，才在一个小树林中追上韩信，说了一箩筐挽留的话，韩信死活不听。这时候，夏侯婴也气喘吁吁地策马赶到，和萧何一合计，拿出了这样一条建议，说：你韩信先跟我们一起回去，要是汉王还是不听我们的劝告重用你，那我们三个人就一起跑，好不好?这是一种承诺，等于是把三个人的命运绑在一块儿，韩信这才同意随萧何和夏侯婴一同回营。夏侯婴这样不辞劳苦，客观上帮助了刘邦和韩信，其实主观上是为了帮老乡、老同事兼老战友萧何，怕他受到韩信溜号的牵连。

　　朱家托事，他听从，及时进言救季布。刘邦灭项羽后，悬赏千金捉拿项羽的得力部将季布。季布扮作奴仆隐匿在游侠朱家处。朱家便从老远的鲁地来到京城洛阳，请夏侯婴帮忙。朱家进言：“季布当年使皇上不堪，那是受项羽差遣，是臣效忠于主，是尽职尽责。现在皇上刚刚夺得天下，凭一己之怨追捕一人，这不是向天下人表明皇上器量狭小吗?再说，凭着季布的贤能，这样通缉他，搞得不好，他很可能向北逃到匈奴，或者向南逃到越地。这其实就是在帮助敌国，跟当年伍子胥的故事差不多，实在是可怕啊，您为什么不寻找机会向皇上说明这一点呢?”夏侯婴一听有道理，便答应去劝劝刘邦。后来，夏侯婴果不负朋友所托，冒着被治罪的风险，向刘邦阐明利害。好在刘邦并不糊涂，以大局为重，便赦免了季布。

　　再说“四得”：

　　肝脑涂地，他舍得命，可谓有胆。有两件事可为证。其一，当年夏侯婴在政府当差，常到刘邦那里喝茶闲聊，有时还搞点摔跤、比剑之类的活动。有一次，在打闹中，刘邦出手有点重，伤了夏侯婴。依照大秦律法，伤人者重罪，况且伤者还是国家公务员，刘邦被别人告发，扭送到官府。刘邦一个劲地争辩，伤者夏侯婴也给刘邦作证，坚持说自己没有被伤害。没有想到，小人捣鬼，案情反复，官府抓住不放，非要夏侯婴承认受到伤害不可。夏侯婴嘴严，被关押了一年多，挨了几百板子，屁股都打烂了，却始终打死也不说，最终帮刘邦免于刑罚。 其二，彭城之战，刘邦被项羽打得大败。夏侯婴奋不顾身，驾车拖着刘邦急速逃遁。路上，遇到了刘邦的儿子刘盈和女儿刘乐，夏侯婴赶紧把他们拉上车。可是，马已跑得十分疲乏，追兵眼看将至。为了减轻车重，刘邦狠心地将两个孩子踹下车，一连好几次。可夏侯婴每次都停车把孩子又抱上来。刘邦非常生气，十多次抽出佩剑，要杀夏侯婴，但夏侯婴决定违逆到底，最终把刘邦一家三口安然送到了安全地带。

　　慧眼识人，他看得准，可谓有识。大家都知道，韩信因萧何而成功，其实，最先发现韩信这块泥中金子并果断捞起来的人，是夏侯婴。当初，韩信在汉军中并没有找到很好的位置，就吊儿郎当，触犯军法，按律当斩。 刽子手举着刀，咔嚓一连砍了13个同案犯，轮到韩信时，恰逢夏侯婴巡视至此。韩信眼尖，认得他是刘邦的司机，就昂头疾呼：“沛公不就是想得天下吗，为什么还要斩杀我们这些战场勇士呢?!”夏侯婴听后，赶紧叫刀下留人，扯着韩信一通海聊。结果，夏侯婴觉得韩信的确是个牛人，只是还是有点吃不准，怕自己眼拙，就想找个高人再鉴定一下，于是就让萧何再把把关。萧何鉴定后，完全同意夏侯婴的判断，这个不起眼的家伙还真是一块金子。如果没有夏侯婴，韩信早成了刀下之鬼。

　　东征西讨，他打得赢，可谓有勇。夏侯婴不光车技高，打仗也不含糊，参与了好几个漂亮战役。每一仗，他都驾着战车，冲锋陷阵，奋力拼杀，所向披靡，杀敌无数，曾经创下过俘虏68人，收降850人，缴获金印一匣的赫赫战功。解平城之围是夏侯婴军事生涯中最智慧的一笔。当年，平城之围已经7天。刘邦派人暗中贿赂匈奴单于冒顿的爱妃，让她吹吹枕头风。冒顿耳朵软，就把包围圈打开一角。刘邦等人刚出平城就想驱车快跑。夏侯婴想：跑，就说明心虚，心虚说明有鬼，冒顿定会生疑。于是，他稳稳地控制车马速度，慢慢行走。同时，为防止冒顿有诈，他命令弓箭手拉满弓一致向外，以防不测，最终护卫着刘邦安然脱险。

　　恪尽职守，他干得稳，可谓有才。刘邦做了皇帝，封赏诸侯，夏侯婴被封为汝阴侯。但这是政治待遇，不是行政职务。他的行政职务是太仆，给刘邦当司机。不过，此司机非彼司机，他现在兼管着皇家所有车马和全国马政。在这个职务上，他任劳任怨，恪尽职守，一直到死。刘邦在世时，他以太仆身份，跟从刘邦南征北战。刘邦死后，又作为太仆侍奉孝惠帝，也就是当年在战场上他拼死相救的刘盈。孝惠帝死后，他又以太仆之职侍奉吕后。吕后死后，又以太仆的身份和东牟侯刘兴居一起废少帝，迎代王，并和大臣们一起立代王为孝文皇帝。文帝时，他仍然担任太仆，直到8年后去世。一生中在同一个职位上历侍四位主政者，并都得到重用和信任，在中国历史上独此一人。按特色定位，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夏侯婴堪称楷模。

　　可以说，在刘汉集团里，夏侯婴在职场上实现了其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当然，他的潜能能够被充分激发，最应该感谢的还是刘邦这个CEO，尤其应该感谢他那套用人哲学：让吃苦的人吃香，让实干的人实惠，让有为的人有位。

　　“大警卫员”为何突遭整肃?

　　1965年的罗瑞卿事件，是“文革”之前的重要人事变动之一。罗对毛泽东的忠诚在中共党内有口皆碑，1965年被整肃，令党内高层愕然和震惊。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毛对他的“大警卫员”(党内对罗的一种褒称)下此狠心?长期以来官方的说法即主流的说法，是源于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猜忌总参谋长罗瑞卿要“夺取军权”，向毛泽东进谗言，毛听信林的诬陷，错误处理了罗瑞卿。(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一些研究者则认为，事情的起因主要是林罗交恶，毛出于发动“文革”需要林及军方支持的考虑，丢卒保车，倒罗挺林。这种解释与官方说法有所不同，但大体一致。近些年来，一些当事人和研究者提出另一种看法：不是毛听信林，而是毛本人逐渐反感罗，利用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将帅对罗的不满，逐罗出局。毛为何反感罗?原因在于1960年代毛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政策主张愈来愈不满意，而罗同刘、邓等人关系密切，又反对林“突出政治”的治军方针，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高调亦有微词。酝酿打倒刘、邓的“文革”之前，需要先清除党内高层的“路障”，罗(还有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便成了“文革”的第一批“阶下囚”。

　　上述解释各有理由，不过坦率地说，从已经公开的着述看，前者虽遭质疑但尚有一些史料依据，而后者判断居多、史料嫌少。孰实孰虚，如无档案史料和知情人的进一步披露，仍是悬疑。

　　2012年出版的《林豆豆口述》收录了林豆豆1980年写的一份申诉材料：《我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详述了她所知、所闻的罗瑞卿事件经过。林豆豆的观点属于上述第二种看法。申诉材料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情况，也留下一些疑点和错讹。

　　从林豆豆的申述材料看，林彪对罗瑞卿确有看法，也曾“大发脾气”。一件具体的事情是196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身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在会上作了一个总结发言，林肯定内容尚好，但罗“在程序上和方法上对许多老帅和军委领导同志尊重不够”，“没注意谦虚谨慎”，方法上与技术上简单、草率、欠妥。林要求罗“多尊重和请示其他所有老帅和军委领导同志”。但林豆豆称，林、罗之间历来“直言相叙”，“不存在虚伪的关系”。至于林发脾气，林豆豆的解释是既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挑拨，同时其父也“实在是出于好心，而并非任何私念”;罗也“痛悔”自己没有想到这些，对林的提醒“极为感动”。林豆豆还讲了一件事，全军五级干部的定级名单未经“林办”即直接报送中央批准。此事林彪没有“责怪”罗瑞卿，但名单引起部分军队高级干部很大意见。(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

　　尽管林豆豆承认林对罗的看法，但申诉材料更多还是强调林、罗间的良好关系。比如，林严格规定叶群不准在他和其他人面前说罗的不好，多次严厉告诫叶。罗也关心林的病情，多次嘱咐叶群及子女照顾好林。罗去林家，对未能常去看望林表示歉疚;林很大度，理解罗工作太忙，安慰罗说“见到你，就高兴”。这种良好关系还延伸到两家间的关系，叶群甚至专门请罗瑞卿夫妇到家里做客。申述材料主要就是记述1965年一个夏夜，罗瑞卿去林宅同叶群谈话的经过。关于这次罗、叶夜谈，一些着述已有记述。按这些记述，不仅是叶主动约罗去谈，而且两人话不投机，罗多次“沉默”。林豆豆记忆则不同。罗瑞卿去林家是主动打电话求见，因林已休息，罗同身为“林办”主任的叶群长谈。叶还让林豆豆和林立果参加谈话。罗虽未见到林彪，但同叶群谈话气氛融洽，而且对林的孩子(林豆豆、林立果)亦态度亲和，关心备至。叶群也对罗说了许多表示尊重和团结的话。第二天，叶向林彪报告了前夜与罗的谈话，林责怪叶“插手”，叶还要林豆豆、林立果“作证”，她是非常尊重和团结罗的。

　　林豆豆在申诉材料里要表达的核心观点，就是罗瑞卿事件并非林、罗交恶，而另有背景。材料隐约透露出军方高层的矛盾。林豆豆说，叶群曾经告诉她，毛泽东在杭州同叶谈话时，具体询问了军委扩大会议总结发言和军队五级干部定级名单的事情。毛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嘛，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怎么由他作总结发言?听说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两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总结呢?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是他一个嘛，现在许多老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怎么都养起病来了?党政军的工作难道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毛还问：“报到中央的军队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林豆豆口述》)看起来是询问，实际上是质问，话里话外透出对罗的不满和指责。

　　叶群说没有想到毛对军队情况那么清楚。倘若属实，那么这个细节说明另有军方高层人士向毛报告了罗瑞卿的问题，毛对情况已了然于心。2011年出版的《邱会作回忆录》似乎可作佐证，邱在书中就提到毛泽东曾经多次同叶剑英、聂荣臻、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人谈话，谈罗瑞卿的问题。

　　《林豆豆口述》再一次表明，罗瑞卿事件的原因非常复杂，恐怕并非林顾虑罗“抢班夺权”那么简单(许多当事人回忆，林彪并不想揽权——笔者注)。除了治军方针的分歧、军内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和恩怨纠葛外，罗本人当时身兼数职、权倾一时而怠慢将帅、越级上报和决断，引起将帅众怒，也许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方面的情况，《邱会作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有远比林豆豆申诉材料更为详尽的忆述。更需要弄清楚的是，事件背后到底是否有毛的授意。邱会作就断定，倒罗是毛的意图而非起于林彪，林不过是得知毛的意图后按照毛的意图行事罢了。在档案没有进一步披露的情况下，姑且将此作为一说，以待将来更多档案史料的揭示。

　　严格地说，申诉材料是记忆性质的文字。记忆的可靠性毕竟有限。申诉材料虽然是林豆豆的亲历、亲闻，但是否属实，还需要通过与其他史料比对与互证才能判别。事实上，笔者参照一些文献资料，已经发现其中一些细节明显有误或令人生疑。

　　林彪“事先毫无所知”?

　　(1)林豆豆称，“12月2日，在毛泽东同志极其错误地作出反对所谓‘折中主义’的批示和讲话(据我所知，林彪、叶群是在上海会议结束后几天，从会议发来的文件中才知道的)之后，在上海召开了中央紧急工作会议。”(《林豆豆口述》)

　　这里所述肯定错了。毛泽东的批示是1965年12月2日作出的，批示不长，要害的文字是下面这句话：“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的批语(1965年12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搞“折中主义”的人们是谁，毛没有明说，不久人们就知道是指罗瑞卿。这可以说是毛整肃罗瑞卿的第一个信号。这个批示正是毛在看了林彪报送的兰州军区党委的报告后作出的，批示也是写给林彪的。第二天，即12月3日，林彪即回复毛：

　　十二月二日主席有关五十五师突出政治一文的批示已经收到，主席的批示对于即将召开的政工会议与明年和今后的政治工作将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军队如不加强政治工作，不但打仗经不起考验，而且投敌事件还会更多的发生。其他如破坏军民关系等坏事还会增加。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批示，决遵照主席指示送北京少奇、恩来、彭真同志阅和军委常委阅，然后发师以上党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

　　五天后，毛还再次致信林，要求将林的上述回信“一同印发”。几则史料都已公开，不难查阅，它们确凿地证明：林彪不仅早已知道毛指责“折中主义”的批示，而且是最早知道的，绝不是上海会议之后才知道。

　　(2)林豆豆说：“关于这次会议的召开和总长在这次会议上突然被整，林彪事先毫无所知。他也从未对毛泽东同志与其他任何领导同志说过总长的任何不好。毛泽东同志与其他任何领导同志也没有对林彪说过总长有任何问题。”

　　林豆豆又错了。这里说的会议，即1965年12月8日至1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是林豆豆说的“中央紧急工作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即批判和揭发总参谋长罗瑞卿。上海会议之前，毛泽东曾在杭州同叶群作过一次长谈。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据已经公开的史料，叶群向毛汇报正是林彪派去的，这有林彪给毛的信为证：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在联系才知道的杨尚昆的情况(叶剑英讲的)，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十一月三十日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9页;《邱会作回忆录》，第382页;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林彪的信透露出几个信息：第一，向毛报告不只是林彪一人的想法，而是“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有的提议;第二，促成林向毛报告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此前不久发生的杨尚昆事件(即11月10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被解职);第三，林派叶群去杭州主要是给毛送材料，同时也作初步汇报;第四，林彪准备随时同毛面谈，也就是说，林可能同毛进一步谈罗瑞卿的问题。

　　哪几个重要负责同志、谈什么重要情况、派叶群送什么材料，林信没有说;至于叶群到底向毛报告了什么，就更不得而知了。但是一周后，毛在上海召开会议，林信和叶群上送的材料均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卜伟华《“砸烂旧世界”》)叶群送的材料有：雷英夫所写对罗总长的意见，张秀川所写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刘亚楼病中给罗总长的信，张秀川所写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雷英夫所写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联名反映罗瑞卿问题的信，等等。除了“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仍然不知所指，林信所说“重要情况”、叶群所送材料都是反映罗瑞卿的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说林彪在会前对会议召开、罗瑞卿被整“毫无所知”，与史实不符。

　　反映罗瑞卿的那些材料，也是叶群事先搜集甚至授意准备的。据吴法宪回忆，上海会议前，叶群已经向他透露口风：罗瑞卿出了问题。吴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末的一天上午，叶群从苏州用保密电话找我，要我马上派一架飞机到苏州去。她还特别告诉我，她要去杭州毛泽东那里……回到苏州后，叶群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她下午见到了毛泽东，她把林彪对罗瑞卿的一些意见，全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汇报完，她还把一些单位反映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呈送给了毛泽东。”(《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李作鹏回忆，他和王宏坤(时任海军副司令员)、张秀川(时任海军政治部主任)三人写信，是叶群授意的。李称，1965年初秋，叶群给他打电话：“首长(指林彪)要我给你打个招呼，罗长子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林彪让贤休息。”“老帅们对罗的意见也很大，罗的情况主席和首长都知道了。”还说：“他(指罗瑞卿——笔者注)正在组织新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对当前局面要提高警惕。”“你从海军角度看到有什么问题，可以写点材料送来。”(《李作鹏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吴、李作为知情人之一，其回忆可以从旁证明，林彪、叶群不是事先毫不知情，而是早已知道，并且授意他人准备了相关文字材料。

　　同理，说林彪“从未对毛泽东同志说过总长的任何不好”也不成立。至于林豆豆称毛泽东从未对林彪说过罗瑞卿的任何问题，则自相矛盾。如前所述，林豆豆说叶群曾告诉她，叶去杭州面见毛泽东时，毛对叶群发了一连串的关于罗瑞卿的质问;叶群还对林豆豆说：“我就没想到主席对军队这些事的情况那么清楚，那么仔细，也不清楚主席问我这些是什么意思。”(《林豆豆口述》)叶群是林彪的夫人和“林办”主任，毛泽东同叶谈罗瑞卿问题，叶不可能不转告林彪。所以，也可以说，上海会议前毛已经由叶群同林谈了罗的问题。

　　当然，需要再次申明，林彪派叶群向毛报告、呈送罗瑞卿问题的材料，是主动出击还是奉命出击，姑且存疑。

　　罗出事后，林“忧伤、哀叹、流泪”?

　　(3)有关上海会议，林豆豆说林彪事先对叶群的发言毫无所知，甚至听说林彪连会议也没有出席，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发言。(《林豆豆口述》)

　　据相关着述，叶群在上海会议分三次作了发言，时长合计约十个小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册，第1400页)虽然目前没有确切材料证明是林彪让叶在会上发言，但依常理判断，叶群的发言很可能就是向毛汇报的那些内容。不少当事人和研究者也持此说。既然叶群向毛汇报是林彪派去的，其报告的内容林彪当然知道。故说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林彪“毫无所知”，令人生疑。

　　除了个别当事人曾回忆林彪主持了这次会议(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百年潮》1998年第4期)，确无材料显示林彪曾在会议上讲话。但说林彪未参加上海会议，也未必确切。据笔者看到的材料，上海会议的与会者共63人。出席的中央常委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列席的政治局成员有董必武、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其他列席的人主要来自军方，中委和非中委均有。会议分成三个组，每组20人，第一组召集人是邓小平、陈毅，第二组召集人是谢富治、李井泉，第三组召集人是周恩来、贺龙。毛泽东、刘少奇、林彪没有编组，但发了会议文件。上海会议不仅事发突然，而且开法特别。据几位参加者回忆，与会者先阅读文件，除了开幕和结束开过全体会，主要是开分组会，对罗瑞卿进行“背靠背”揭发和批判。毛泽东、林彪没有分组，甚至没有在会议上露面。(《吴法宪回忆录》)也有着述提及毛泽东在会上讲过话。(卜伟华《“砸烂旧世界”》)

　　退一步说，即便没有在会上讲话、没有直接在会上露面，也很难简单断定没有参加。中共高层有时开会很奇特。比如，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本人常常并不亲自参加，不仅不参加分组会，甚至全体会也不参加，很多时候是他对会议作指示，“遥控”指挥。这种情况不能简单说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上海会议也是如此，公开着述都说毛泽东召开了这次会议，而且主持了会议，但又没有披露毛在会议上的任何讲话。林彪的情形大概也是如此，人在上海，且能看到会议的相关文件，但并不亲自参加。因此，不好简单地说林彪没有参加会议。何况，有研究者披露，毛泽东不参加上海会议的扩大会议，但出席常委会。(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既然开常委会，时在上海的林彪不大可能不参加。

　　(4)林豆豆还说，罗瑞卿出事之后，林彪“成天低着头，坐着发呆，饭也不吃，老是忧伤哀叹，直流眼泪，几次要冲出去找毛主席”;还说林在家中大声哀叹“罗长子到底有什么错?!”“主席到底为什么要整罗长子?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啊?”(《林豆豆口述》)

　　这些叙述不大可信。罗有什么“错误”，林彪在派叶群向毛汇报时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些反映罗“反对‘突出政治’”、“想夺林彪大权”的材料也是他派叶群送给毛的，不可能不明白“罗长子到底有什么错”。叶群在上海会议的发言(很可能还在同毛的谈话)里也说得很清楚，仅引一段：

　　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罗个人主义已到野心家，除非把国防部长让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1964年后即逼林退位。国庆节后，罗见林，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林气得昏迷过去。

　　上海会议甫一结束，叶群揭发言犹在耳，林彪就质问“罗长子到底有什么错”，难以置信。从林彪的个性看，也不可能做出如此冲动之举。笔者以为，中共高层领导人里，对毛的个性最了解的当属林彪。不管林内心对毛有何看法，他处理同毛的关系的基点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坊间披露的林彪十八则笔记多少能看出这一点。1960年代初，林同叶谈话说过“三不”原则：“①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②不批评(免争领导权之嫌);③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龙哲甫《林彪、叶群未公开的十八则笔记》，《国际新闻界》1994年第4期)毛既已决心倒罗，林还要表示异议，甚至要“冲出去”论理，这同林彪处理同毛关系的一贯原则完全不合。

　　江青、康生“精心策划、突然袭击”?

　　(5)关于倒罗的由来，林豆豆提出了一个以往不大见的“新鲜”说法：“江青、康生他们利用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手段挑拨离间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之间的关系。”“江青他们从正面挑拨不了这种关系，1965年9月后，他们就搞歪门邪道，背着人大委员长，背着国家主席和所有副主席，背着党中央所有副主席进行精心策划后，以极不光明正大的突然袭击手段把人大正式任命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整掉。”(《林豆豆口述》)

　　江青、康生拥护倒罗，笔者虽未见史料，但大概没有什么疑问。而说江、康精心策划、突然袭击，整掉罗瑞卿，却完全不可信。首先，林豆豆未能提供江青、康生“精心策划、突然袭击”的任何具体史实和史料;其次，以江青、康生当时的地位，也不大可能“背着”高层领导人倒罗。与“文革”时期不同，“文革”前康生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江青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两人一个分管意识形态事务，一个是毛泽东的秘书，与军队毫无关系。而罗瑞卿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他们如何能“背着”党中央所有副主席，去策划一个扳倒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的阴谋呢?补充一句，江青也没有参加上海会议。

　　林豆豆还犯了一个明显的法律常识错误：根据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全国武装力量领导人员的决定权限，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或罢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国防委员会主席由国家主席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国防委员会是一个谘议性质的机构，并无掌管全国武装力量的实权。总参谋部隶属中共中央军委系统，总参谋长也就不可能由全国人大任命或罢免，而只能由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事实上，罗瑞卿的总参谋长一职也不是全国人大撤销的。

　　发生这些错讹，在林豆豆方面，原因也许是多重的，不可苛责。笔者以为，至少有一个原因，是林豆豆这份申诉材料写于1980年7月。1980年代初期，官方档案开放度极低，历史文献鲜少公布，而中共党史的研究又刚刚恢复，可参考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十分有限，笔者在本文引述的那些文献资料和研究着述都未披露和出版。倘若林豆豆今天写回忆录，可参考利用的史料要比当年丰富得多，有些错误想必是可以避免的。

　　在南京中山陵园环绕中山陵的附葬诸墓中，廖仲恺与其夫人何香凝的合葬墓，面积不大(占地仅20亩，不远的谭延在南京中山陵园环绕中山陵的附葬诸墓中，廖仲恺与其夫人何香凝的合葬墓，面积不大(占地仅20亩，不远的谭延陵墓占地300余亩)，但风格卓异，引人遐思。此墓也是设计中山陵的建筑师、英年早逝的吕彦直的作品。

　　廖仲恺遇刺中弹身亡于1925年8月20日上午，距中山辞世还不到6个月，时年48岁;他的夫人何香凝46岁(长宋庆龄十四岁)。47年之后，1972年9月1日，何病逝于北京。依照她“生同寝，死同穴”的遗愿，灵柩运往南京与廖仲恺合葬。

　　廖仲恺夫妇都是最早的同盟会员，是中山先生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据记载，中山先生弥留之际，曾亲嘱何香凝:“我死后，请善视孙夫人……”

　　听到肯定的回答后，孙中山握住何的手:“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共同的遭遇、经历和事业，使宋庆龄与何香凝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其关系无论公私都非同一般。何的子女 从小就尊称宋为“叔婆”或用英语称之为“安娣”。

　　何香凝逝世的9年之后，宋庆龄病逝于北京。在逝世前半个月，她被授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誉主席称号。有人猜测，她是否会与何香凝一样合葬中山陵?

　　出乎猜测者的预料，她的遗体火化的第二天，骨灰就用专机运往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

　　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尊重她生前的嘱托、安排。

　　在她逝世前3个月，被她一直尊称为“李姐”、16岁就到了她身边帮助料理家务达53年之久的李燕娥因病逝世。宋庆龄嘱咐李的骨灰与她的骨灰要葬在一起。在她为此给私人秘书的书面指示中，“画了一个草图，标明李姐和她自己墓碑的位置应在她父母合葬墓的左右等距，都平放在地上”。

　　宋庆龄为什么没有提出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廖承志在《我的吊唁》一文中解释说:

　　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宋庆龄传记的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补充说:

　　她会认为，孙中山的历史业绩是他的功勋，她不应去分享。另外，……解放前，国民党中曾有人对她作为孙中山遗孀的地位妄加訾议(在1922年中山舰事件之前，虽然已结婚七八年，但国民党内仍有人故意称她为“宋小姐”，以示不承认她的“孙夫人”的身份。此后，这种无聊没有了，但所谓“名分”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树静风息)，她气愤地说，“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这也许可以作为另一个原因。她父母的墓地在文化革命中曾遭破坏，后经周总理下令修复。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觉得她必须永远陪伴在她父母身边?她一生为公，但在她看来，死是私人的事情。

　　爱泼斯坦的三条补充措辞相当谨慎，分别用了“她会认为”、“这也许可以”、“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觉得”等推测、揣摩传主心态的说法。廖承志的解释，也没有引述宋庆龄的原话。

　　看来，个性娴静、内敛，思想却绝不封闭、肤浅的宋庆龄，给研究者们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不过从世俗的眼光看，将逝的生命渴望回归本原，渴望“落叶归根”，也是“圣人弗禁”的常理常情。北方有句俗话，女儿是母亲的“贴身小棉袄”。宋庆龄怀着某种歉疚之情依恋双亲，尤其是她的母亲。已年过八十时，她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回忆自己22岁时在上海不辞而别(据爱泼斯坦考证，她只是“偷偷地溜出了屋子”，不存在“阳台加梯子”那种场面的浪漫故事)，投奔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并举行婚礼:

　　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来，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

　　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

　　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1931年7月23日，宋庆龄母亲病逝于青岛，流寓柏林的宋庆龄立即启程回国。在火车上，当她听一位亲戚讲述她母亲患病及去世的经过时，十分悲痛，“几乎哭泣了整整一夜”……

　　1949年，当“政治弥留”之际的国民党当权派出于一望即知的目的，竭力宣扬孙中山早已与之离婚的前夫人卢慕贞才是惟一的、真正的孙夫人时，传闻说宋庆龄表示:“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爱泼斯坦分析说:“这可能是最早透露出她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使她在病危时提出要同她父母葬在一处的要求。”

　　对宋庆龄刺激最深的还是“文革”破四旧时，上海的红卫兵“砸烂”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推倒石碑，把墓中骸骨挖掘出来，实行‘暴尸’”。宋庆龄传记述:“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周恩来。周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并在竣工后拍了照片寄给宋庆龄。但并没有全部照原样修复。原来的墓碑上列着所有六个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庆龄一人。……‘文化大革命’告终之后，又重新换了墓碑，完全复原。”

　　正如笔者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宋庆龄生命历程的最后两三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次最有希望的年代。1979年2月，她在写给一位美国人的信中说:

　　民主和法制开始占上风并显示出来……最近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是一大胜利。

　　身处最高层的这位沧桑老者，即使乘风破浪之际，也难免对前程的波诡云谲不无隐忧甚至有某种焦虑。在同一封信中，她对现实社会的一些制度性弊端直言不讳:

　　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任何集体的利益都必须允许有个人的自由和选择。

　　也许濒危之际的宋庆龄感慨于自己的爱侣和导师的身后命运，以归葬家族墓园的至嘱，含蓄又确定无疑地表示了自己对习于造神和迷信盲从的民族性痼疾的决绝乃至警示?

　　邓小平与卓琳生育有五个孩子，若算上他与先妻张锡媛夭折的孩子，他一生有六个子女。

　　在五个孩子中，邓朴方、邓质方是男孩。三个女孩，邓林是画家，邓楠是国家公务员，邓榕是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中，露面最少，也最不为外人所知的是画家邓林。

　　喜欢画画的邓林

　　留一头短发，戴一副眼镜，却又有几分怜弱和雅气，说话时细声细语的邓林，显露出女孩子的几分内秀。在邓小平的几个子女中，她和邓质方都属于语言较少的孩子。

　　“在医院看护邓小平时，她织毛衣，邓小平看书，都不善交谈。”医生们有这样的印象。

　　不善言词，并不等于没有思想和见地。邓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她用画笔说话。据画界人士介绍，她熟谙中西美学，视角独特，自成一体。前些年在国内外举办画展，均获得了社会和业内很高的评价。

　　在邓小平的孩子中，邓林幼时吃苦最多。她出生在战争年代，又是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生的。

　　那是1941年，是华北抗日战争最严酷的一年。9月，邓林在赤岸出生。卓琳生她时，正在转战途中，没办法带在身边，便在女儿出生的第七天，忍痛将这第一个孩子放在一个老乡家中去哺养。

　　放下孩子，卓琳头也没回就随部队转移了。1943年，邓小平回延安时，卓琳去接孩子，孩子饿得皮包骨，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更让卓琳难过的是，女儿不认她这个亲妈，只是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乡下的那个干妈哭。

　　邓林进了延安保育院，仍然没法同忙碌的父母一起生活。她认独臂将军蔡树藩和陈书莲为干爸、干妈。在邓林的早期生活中，有一大堆干爸、干妈。她在马背上长大，是“公家”的孩子。

　　据邓家子女回忆，在内战前夕，邓小平从晋冀鲁豫军区机关到武安后，邓林才和一个胖弟弟以及一个叫楠楠的妹妹被父母接到身边。在这期间，他们偶尔可以受到父亲的直接影响和母亲的亲自教育。

　　邓林的记事大概是从邯郸开始的。那时，部队首长每家都有一大堆孩子，邓林同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的母亲一起，第一次到了共产党人打下的大城市，见了什么都新鲜。当别的孩子守着抽水马桶嬉戏时，她却在一户人家的一幅巨大的油画前站了半小时。母亲说：这孩子喜欢画，将来当画家就好了。

　　开始，她并没有去学绘画。战争成了她的幼儿园。除此之外，她还是妈妈的助手，帮助照顾弟妹。遇到随军行动时，她早上醒来要给弟妹穿衣喂饭，然后同妈妈一起照顾弟妹上路。这样，从邯郸、郑州、南京、上海，再到北京，她也在流动的岁月里长大成人。

　　和平岁月，邓小平到北京成为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孩子们也跟着相聚在北京。邓林先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接受了基础教育。接着，在上大学时，她儿时的心愿实现了。邓林自己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就是从这里起步，开始了她的画家生涯。

　　寻梦的季节美丽多姿，当祖国的山川大海映入邓林眼帘的时候，她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喜悦。在学习期间，她把自己融入美丽的海洋，并用画笔调出快乐的时光……

　　“文革”开始后不久，她便随着父亲的下台被赶出北京到宣化去劳动。在那陌生而又熟悉的村庄，她同一起去的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她比别人要承载更多，因她是“大走资派”的子女，属于“黑五类”。

　　好在邓林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和忍耐力，这些为她艰苦的岁月穿上了一层保护衣。教育者看她老实、有文化，而且来自于中央美院，就时常发挥其特长，让她在院落的围墙上写标语。于是，她的笔下留下一道道“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印记。

　　回忆起画家的手和笔在那屈辱岁月被扭曲的往事，邓林似乎没多少埋怨，而她感到不公的是父亲的政治待遇。特别是她在农村见识了善良农民的生活艰辛之后，更不明白一生致力于富民强国政治理想的父亲，为何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的岁月，整个邓家也是随着邓小平的起落，时而暗淡时而光明。好在自父亲从江西回京之后，她也回到了北京。在同父亲依偎的温暖日子，她又捡起了画笔。在经历风雨之后，她遇到了自己的生命相知，并结为连理，为人妻为人母。

　　爱女、艺术家、母亲，成为邓林的整个人生。在父亲邓小平真正重返政治舞台后，终于庇护她有了一个宁静的天地和光彩的画室，她的画笔从此再没有停息。

　　邓林年近70了，她一直在构思一幅画。她要画一个人，一个影响了她一辈子的男人，一个放大成属于民族又属于邓家的光荣人物――那就是她的父亲邓小平!

　　总设计师家庭里的“大总管”邓楠

　　有一年，周恩来到邓家，邓小平的孩子围上来与总理见面。卓琳介绍到二女儿邓楠时告诉总理：这是我们家的大管家!

　　于是，就有了总理说的一段话：我是国家的大管家，你是你们家的大管家，希望你将来也能管理国家!这话不知真假，但老一辈人的期望肯定是有的。许多年后，邓楠没有辜负周伯伯的期望，担任了科技部副部长，参与管理国家的科技工作。

　　据许多熟悉邓家情况的老人讲，邓楠作为邓家大管家的话曾被邓小平认可。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卓琳向医生介绍邓楠是邓家大管家时，邓小平笑而不语。那是一种默认和赞许。

　　邓楠比大姐邓林小4岁，比妹妹邓榕大5岁，从小聪慧灵巧，甜甜的笑脸非常惹人喜爱。她出生之时，尽管条件依然艰苦，但比姐姐要好一些。那时，父亲在外征战，母亲已在地方中央局机关工作，她就随着一群大孩子上学、玩耍。在她女孩子娇柔的性格中，还有几分男孩子的坚毅，年龄虽小，主意却很多，从小有当“娃娃头”的经历。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聪明。别人玩时她玩，别人学习时她学，结果考试时，她总比别人成绩好。见这个女儿天资聪颖，卓琳从小就培养她对物理学的兴趣，给她确定的目标就是北大和清华，结果她后来果不负期望。

　　在邓家的三个女儿中，邓楠从小受到父母的厚爱和重视，到“文革”运动发起时，她已是家中的一个“小政治家”。

　　“文革”刚开始时，北京各院校各派系争论不休。一天，邓楠所在学校与妹妹邓榕所在学校的学生碰到一起，结果在会上姐妹俩形成了对立。很快，邓榕就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不要同姐姐争论。

　　无疑，邓楠是正确的，而这种正确，来自于她经常与父母交流和受父母影响作出的正确判断。这种正确判断，使她在姐妹中有一定的权威性。

　　那时，邓林沉湎于她的七彩世界，邓榕年龄尚小，而家中男孩子在外面闯荡，邓楠便自然成为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成员。

　　“文革”开始后，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家中知道较早的成员就有邓楠。那几天，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邓楠每天从学校回来，同妈妈钻到一个被窝里，用被子盖着头，一谈就是半夜。卓琳告诉她许多不祥的征兆，并向她传授在危急时刻的处置“机密”。在后来邓小平两次受难、与家中断绝联系时，邓楠成为家中的关键人物。尤其是在邓小平遭到软禁，母亲也不能同子女们联系时，邓楠便显露出“总管家”的能力和权威。

　　她同奶奶一起负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将家中剩余的资金作出安排，先是计算出每天的生活费，然后留下一点积蓄，以备急用。中南海里不能住以后，邓楠便同姐妹一起同中办人员争吵，最后在宣武门方壶斋胡同争取到两间房子，终于使年迈的奶奶和兄弟姐妹得到庇护。

　　从那时起，她带领一家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到院里打水，上公共厕所，拿着粮票到粮店买米、买面，到工厂买煤;逢年过节时，还去排队买黄花菜、木耳和大料……

　　想父母的日子，全家都很郁闷。邓楠有办法，她就去中办要钱，拿到钱，就说父母的工资不准确，大吵大闹，说要见到爸妈的纸条。工作人员奈何不过，只好叫卓琳写个字条。她拿着字条回到家中，全家又会像过节一般快乐……

　　后来，邓小平下放江西，子女下乡接受再教育，大家天各一方。邓楠写信是最勤的。她总是履行总管的职责，收集兄弟姐妹的情况，向父母报平安;或者催促兄弟姐妹给父母写信。不管父母能否收到，她在信中总有一句话：给爸妈写信了吗?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楠已非常明白事理和自己肩上的责任了。邓小平再度被软禁，全家又将被扫地出门时，她就组织全家同来抄家的人进行斗争，保住了住处。同时，她还给临别的父亲以女儿的细心，亲手往父亲口袋里装进一副扑克牌，以伴随父亲战胜寂寞岁月。邓小平于20世纪70年代末第三度复出之时，邓楠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干部、党内同志，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女儿、妻子及母亲。看着邓楠的成长，父母特别高兴：“大管家”确实长大成才了……

　　邓楠工作后同样令父母非常自豪。她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雷厉风行，几乎没人看出她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她给自己做了一个规定：尽可能地早上班、晚下班，有病也坚持在工作岗位上。遇到困难时，她总能出主意、想办法。她办法多，当一般办事员时，她是领导最省心的干部;当领导后，她分管的领域又是上级领导最省心的部门。

　　随着女儿职务的升迁，邓小平当然高兴，但同时又要防止女儿出现骄傲自满情绪，并担心是否有什么不正常情况引来群众意见。女儿每一次出国、调离或职务变更，邓小平总要仔细过问：“这次出国有几个人啊?什么事啊?你为什么去啊?”“工作得很好，为什么要变化?你做新的工作有什么长处啊?”“听说又进步了?征求群众意见没有?你能胜任吗?不能翘尾巴哟!”

　　邓小平没有思考因为家庭、政治和历史磨难带给孩子们的耽误，但必须要孩子自立自强。当看到邓楠靠自己的能力不断成长时，他高兴;当邓楠给他盛上一大碗饭时，他总是有滋有味地吃完……

　　邓楠在父亲晚年时担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她非常喜欢这个岗位和这份职责，她很自豪。父亲有一个科学的论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她的工作就是把父亲的愿望去努力实现!

　　“最漂亮的女儿”邓榕

　　在邓小平的女儿中，知名度最高的是邓榕，笔名萧榕。毛毛是她的小名。用四川话讲，她是邓小平的幺女儿!

　　毛毛知名度高，不是因为官位高，也不是因她常陪老爷子在外面行走，主要原因是她是父亲的“史官”，曾写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和《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两部书。大家读了她的书，被她深厚的感情和细腻的文笔所打动，所以知道邓小平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笔者一直叫她毛毛大姐。这个大姐生性快人快语，利利索索，感情丰富，待人真诚。许多人说她办事像父亲，笔者倒觉得她更像“川妹子”：漂亮、干脆、深情、善良。

　　邓小平刚去世那年，她给笔者一位同仁打电话说要写点东西。这位同仁不知她是邓小平三个女儿中的哪一个，她在电话上很干脆地说：最漂亮的那一个。同仁与笔者去和她见面时，她从口音听出笔者籍贯，说：你与我老公是同乡。分别时，她知道笔者回去的方向时，又说：你与我公公住得很近。机敏，诚实，不摆架子，很自然，也很亲近。

　　她与两个姐姐不一样，她们出生在建国之前，而她则是建国之后第一年出生的。无拘无束，少年没经过多少苦难，加上天性活泼，她的思想在家中总是显得很前卫，心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笔者到香港为其《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筹备发行时，还有男士打听：邓小平小女儿婚否?而此时，笔者知道毛毛大姐已是近五旬的年龄。

　　据医生讲，毛毛到医院看望邓小平时，病房最不安静。由此，医生隔老远就能作出判断今天邓家是谁值班：大女儿来了之后静悄无声，二女儿来了之后有动有静，小女儿来了之后不大安静;若三个女儿一齐来了，就难安静。由此，可见邓小平的确很幸福：三个女儿，给了他三个世界!

　　可以想象，毛毛是父亲是喜欢的一个女儿。邓小平晚年外出，她总是身边最近的一个。她会应酬、懂医、能听懂老爷子带方言的普通话，更关键的是，她总是能让老爷子高兴!

　　外界传说毛毛是学文出身，读的是北师大。其实，她上的是北京医科大学，学医。外界传说她从小在国外留学，这有点离谱。要是邓小平有个女儿在国外，那么“文革”中他会罪加一等。她小时候并不在国外，而是到了陕北插队，在广阔天地里“留学”了3年，补了哥哥、姐姐曾经艰苦经历的一课。

　　毛毛上大学时喜欢外语，在农村插队时也坚持自学。工作之后，到了外交部，并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过三等秘书。回国后，她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用她的话说：她的官好当，都是副的。这位大姐的话总有些调皮，但她在工作中从不开玩笑，所以上面的正职都非常满意，群众也很支持。

　　尽管毛毛的仕途前景不错，但她并没选择从政。她曾说：我们家出了“两个主席、两个部长”，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喜欢做实在事。她所说的“两位主席”，是指父亲曾任过军委主席，哥哥邓朴方任残联主席;“两位部长”，是指姐姐邓楠任科技部副部长，姑姑邓先群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都是做革命实际工作的。”毛毛大姐说话很诙谐。

　　笔者与毛毛大姐有过简单的交谈，从而知道她对人生感到满意。尽管她在“文革”中同许多干部子女一样受了许多苦，但她不埋怨。她不仅在艰苦岁月里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而且结识了贺平，一个英俊、宽厚、勤奋的男人。

　　说起丈夫贺平，大姐的话滔滔不绝。那是在她下乡时，一天，一位好友给她介绍了一个老红军家的男孩，两人靠通信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她将他带到江西，经过父亲亲自“考婿”，二人结为连理。再后来，贺平成为邓家的半个儿子，一直照顾到老人家乘鹤西去。

　　毛毛大姐始终对父亲敬佩不已。于是，在进入不惑之年后，她将少女的写作情愫翻了出来，决定写书，写关于父亲的书。于是，她用最深情的笔调写下了几个字：我的父亲邓小平!

　　父亲知道这个女儿总有一些奇特的想法，因此总是支持她去做。

　　这样，她花了很长时间和许多经历去访问知情者，然后就某些重大问题向父亲核证。再后，她几乎不停笔地写了父亲的早年、父亲的革命和父亲参与建政。除此之外，还有父亲的语言与个性、父亲的领袖与战友，以及父亲的家事与前妻。她冒着寒暑很快写了出来，此书很快成为一本风靡世界的畅销书。

　　笔者结识毛毛大姐是在邓小平辞世之后。那时，影响她大半个天空的父亲走了，她有些孤独。与此同时，她的专著上半部上市后的余温尚存，知道她想继续写父亲，于是我们便开始了合作。

　　写作的过程是艰难的，纵使女儿的感情让她不能自已，可是父亲的思想过程、险象环生的战争经历和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都需要她去采访验证、思考分析和赋予优美的文字。此时她是女儿，但还有更多的工作，以及作为妻子及母亲的责任。但她如同把自己绑在战车上一般，几乎通宵达旦地工作，她为此感到快乐……

　　快到文稿杀青时，她约同仁和笔者小聚。说起辛劳，她高兴地说：瘦了。假若谁要减肥，那就叫他写作!

　　邓小平百年诞辰的时候，这位快乐的女儿更忙碌了。她要怀念如同还活着的、生活中最重要的父亲，守望和照顾自己的丈夫，还要陪伴自己的女儿。更重要的是，她还有更多的事业。她永远在快乐中生活!

　　最低调成员幼子邓质方

　　邓质方是邓小平最小的儿子，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上世纪80年代初赴美国留学，获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在荣毅仁力邀下，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任副总工程师。

　　残联名誉主席邓朴方

　　邓朴方，男，汉族，1944年4月出生，四川广安人，196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大学学历，文化大革命时在北大跳楼自杀而落下残疾。现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名誉主席。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

　　历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党组书记、副理事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党组书记、理事长，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第一、二、三、四届主席团主席，第一届执行理事会理事长，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中国残联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2008年11月13日选举邓朴方为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名誉主席。

　　有人认为清代多贪官缘自俸禄过低，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雍正养廉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而没有养廉的康熙朝恰恰清官不少，说明官员的道德人品和社会风气也很重要，只有将道德风气的砥砺、导扬与合理的制度保证相结合，方能收到实效。

　　吏治腐败问题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痼疾，不仅令黎民百姓扼腕，也是最高统治者最为头痛的问题。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防范，但结果却是防不胜防。如明太祖朱元璋立重典、动严刑，甚至屡兴大狱，采取酷烈的手段，亦未能根治腐败。到清代，精于治道的康熙政尚宽仁，采取了颇为不同的做法。他认为加强纠察、惩处贪官只是消极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养清官。在康熙的取士标准里，“节操清廉，最为紧要”。他重视对臣下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时注意通过秘折等渠道了解各级官员的名声好坏，还利用出巡等机会倾听民间舆论。他第六次南巡时，一路访察清官，并下令各地督抚举荐清廉。 邓小平五个子女的现状：谁是家中“大总管”？www.0771ch.net/star/385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