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后悔侵华：裕仁，谥号昭和天皇(1901年4月29日1989年1月7日)，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1926年-1989年在位)，今上天皇明仁(年号平成)的父亲。裕仁在任皇太

　　解放军70个军的番号由来众所周知，1948年之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对国民党军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作战规模不断扩大，部队开始跨区作战，不同战略区的部队逐步进行战役协同。比如，1948年8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华北军区一部已实现跨区作战。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部队总兵力也由原来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整体作战态势表明，解放军更大规模的跨区作战和不同建制部队之间的战役协同成为发展趋势，这就迫切需要统一指挥、统一编制，更重要的是建立起统一的后勤保障体系。这一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已了然于胸。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建军500万，在解放战争第三年开始实行正规化建设任务。

　　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要求，于1948年11月1日颁发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规定称：“番号排列数目为70个军210个师，内中空额，留待今后建立新的军和师时补足。”这就是解放军历史上70个军的番号由来。

　　李先念同志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革命老前辈。上个世纪50年代前期，先念同志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长，后又兼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市长，我在中南空军(广州军区空军前身)工作时，耳闻目睹的几件事，令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和平谈判是特殊情况下的斗争，比打一次大仗更为艰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人渴望和平。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搞假谈真打，先后调集30万大军进行围攻，中原部队所在地区首当其冲。1946年2月，中共中央急电告李先念司令员速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同志，就中原停战问题同美蒋进行谈判。

　　李先念不带警卫不带枪，只带参谋肖建章，协助处理军务，同时负责安全和生活。

　　肖建章是农民的儿子，15岁参加革命，16岁就当排长。一次在有人叛变，企图挟持部队投敌的非常情况下，肖建章挺身而出，和大多数同志团结在一起，与叛徒斗争，稳住了部队，顿时名声大振，受到李先念的赞赏。

　　在去武汉的途中，李先念给肖建章讲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意义。他说：“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打过不少仗，现在又要同国民党打政治仗。”“这次谈判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比打一次大仗更为重要，更为艰巨。这对你这个年轻人会有更大的锻炼。”他还提醒说：“同国民党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斗争形式变了，方式方法也要变。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的斗争，小肖，你可不要马虎，要放灵活点啰!”

　　肖建章说：李司令员这一席话，教育和鼓舞了我。我连连点头，表示领会了首长的意思，决心要学习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进行战斗，使敌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

　　“现在，你要挺直腰板，趾高气扬”

　　解放战争初期。中原突围时，李先念改穿国民党军服，乘坐火车，途经国民党统治区，绕道回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陪同他的只有肖建章一人，对外名为随从副官。肖建章告诉我，那时我很年轻，穿不惯国民党军服，别别扭扭，要保证师长安全，总是紧紧张张，小心翼翼，生怕出问题。师长看出我的心理，悄悄地对我说：“小肖，平时我总是告诉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一定不要趾高气扬，要谦虚谨慎。现在我们是在特殊情况下，任务不同，身份不同，你要挺直腰板，趾高气扬。你越是这样，人家越不会怀疑我们，我们就越安全，你明白吗?”我说：“明白了!”师长说：“明白就好，但是要尽快适应，一定不能露出马脚。”这以后，我偶尔还有没注意到的，比如说，习惯地称他“师长”或“首长”时，他装作不是叫他，不出声。我知道错了。马上大声称“军座”或“师座”。就这样，我随师长平安到达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

　　“我不能当老战友的‘防空洞’”

　　1952 年，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那时把贪污疑犯和其他经济疑犯，称之为“老虎”。当时的流行语是“山高林密必有老虎”“老虎丛生之地必有官僚主义”，意思是管钱管物的单位“老虎”多、问题多。军区党委组织由保卫部长彭由任队长的“打虎队”进驻重点单位后勤部。那时我在政治部报社任记者，奉命参加“打虎队”。有些干部不同程度被不法商人糖衣炮弹击中，需要分别进行调查核实，其中涉及到后勤部政委程启光的问题。程启光是一位老红军，参军前，和李先念配对，帮人修房子，一个是木工，一个泥瓦工，关系非同一般。他的问题虽不严重，但是如果不查，在群众中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彭由队长决定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动员他主动讲清。

　　第二天上午，我随队长去程启光家时，家里人说他到武昌李(先念)省长(时任湖北省省长)家去了，你们找不到他。他们以为这样避过风头，可以不了了之。队长马上报告军区空军政委吴富善。吴政委说你们等一等，我打电话找李先念同志说明情况，问问他怎么处理好。没过多久，吴政委回话来说：先念同志态度很明确，说我们做得对。先念同志说：“谁有问题，一视同仁，就是天王老子该查也得查!不能因为程启光是我的老战友就不敢查，我不能当老战友的‘防空洞’。我马上说服他，送他回去接受审查。”

　　程启光同志回到部队后，我随队长去找他谈话，问他李省长对他说了什么。他告诉我们，先念说“‘三反’、 ‘五反’是党中央毛主席部署的大事。我们老党员都要自觉地带头响应啊!我俩是老伙计、老战友，可是现在有人揭发你的问题，你还是先回去接受审查，交代清楚问题。如果你不回去，给组织上出了难题，人家会说我当了你的‘防空洞’呀!这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等你的问题处理完了，再来我家住住，我抽空陪你喝点酒、谈谈心。”程启光接着向队长表态，先念说得入情入理，我愿意如实讲清，听从组织上审查处理。彭由队长马上说：“好哇!我们希望你能早点把问题搞清楚，好去先念同志家喝酒啊!”由于先念同志既坚持原则又有人情味，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你有你的航空母舰，我有我的大别山”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那时，全国解放不久，对美帝国主义吓人的样子，相当多的人心存疑虑。当时部队针对美帝国主义进行“三视”(仇视、鄙视、蔑视)教育。中南空军领导请先念同志给机关干部作了一次形势报告，领导指定我作记录。先念同志概括地谈了国家面临的困难，谈经济恢复的进展情况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然后谈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他说：“‘我们中华民族不是好惹的’。日本帝国主义要我们中国人当亡国奴，八年抗战，把它打败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更是天不怕地不怕。蒋介石有美帝国主义这个后台老板支持，有八百万军队，有那么多美式装备，又有飞机大炮，我们把蒋介石集团打得跑到台湾去了。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从后台跑到前台，要亲自出马和我们较量。它一面入侵朝鲜，一面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耀武扬威，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吓倒。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你有你的航空母舰，我有我的大别山!’你有航空母舰总不能开到岸上来，顶个屁用!你真的登陆进来，我们打起人民战争，从大别山，这个山、那个山冲下来，把你割开来，装进一个个口袋，收拾你，把口袋扎紧，你跑都跑不掉!美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好怕的，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大家齐声回答：“对!”会场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先念同志豪迈的气魄，坚定的信心，铿锵有力又通俗生动的语言，非常鼓舞人心，是进行“三视”教育的一剂长效良药。事后，很多人学着先念同志用湖北话说：“你有你的航空母舰，我有我的大别山”，成了机关部队进行“三视”教育中的流行语。

　　“总理日夜操劳，我们应该为他分忧”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到长沙空军某部采访。一天，部队领导约我在机场塔台旁的休息棚介绍情况，值班参谋找首长接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李先念副总理要找你们部队的一个叫小肖的来谈谈。正在旁边上任不久的肖建章参谋长马上把电话接过去说：“李副总理要找的小肖就是我，请你回话，今晚我就去看他。”第二天，我问肖参谋长：李副总理和你谈了些什么呀?肖参谋长告诉我：“战争年代我在他身边工作，他一直叫我小肖。他以为人家都知道我这个小肖。李副总理家和我家经常有来往，他听说我调到驻长沙空军部队工作，就说要我去谈谈。去了以后，我听说他到长沙后马不停蹄，又是开会听汇报，又是调查粮、油和副食供应情况……我看他很疲惫，说：“师长(我习惯地一直这样称呼他)，年岁不饶人，你也得放慢节奏，不要安排得太紧，要注意身体啊!”他说：“现在正是国家经济生活困难时期，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是天大的事，民以食为天啊!总理年龄比我们大，你们不知道他是怎样为老百姓日夜操劳。我们比他年轻，应该多干点，为总理分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总理，也对不起人民啊!”肖参谋长说：“师长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哽咽，眼泪都快流出来。我不好再说什么了。”

　　彭德怀、刘伯承、粟裕、林彪、徐向前号称毛泽东的“五虎上将”。

　　抗美援朝，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面临的最具有挑战性，同时也是最艰险、最没有把握的一次大兵团现代化战争。带兵到国门之外作战，并且主要对手是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加上南朝鲜军及英、法、加、印等国组成的“联合国部队”，这对于毛泽东麾下的战将来说，都是一个新课题。

　　《孙子兵法始计第一》中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也指出：“两军对敌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而，毛泽东选择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是十分慎重的，为此，将东北边防军司令员的位置空缺，等了粟裕近三个月，林彪近一个月的时间。

　　毛泽东和军委为何最初选择粟裕、林彪担任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

　　显然，因为没有与美军作战而且是大兵团作战的先例，毛泽东只能从最接近现代化战争的解放战争中，解放军诸将领对付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的作战经历，来确定最高指挥人选。从1955年授衔的将帅来看，朱德、叶剑英是总部领导人，没有直接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历，且朱德当时已近65岁，年龄显然偏大;贺龙在解放战争中主要负责西北军区的后勤工作，1949年11月建国一个月后，才指挥一野18兵团配合二野行动，从陕西进军入四川;罗荣桓、聂荣臻擅长的是政治工作;陈毅的特长也在政治，虽然担任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但中共中央于1946年10月即明令：“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并且长期由副司令员粟裕代理司令员或者实际主持野司工作。

　　1950年9月，陈毅在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商量出兵朝鲜的问题时，他对毛泽东说：我如今虽担负地方工作，但只要前线需要，一声令下我马上可以穿上军装去朝鲜作战!陈毅明确支持出兵的态度令毛泽东欣赏，但他的主动“投笔请缨”始终没有被考虑。如此，野战军级的军事主官只有从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徐向前中间选择了。

　　首先，从兵员数量来看，上述五位将领中，以粟裕、林彪直接指挥的野战军人数最多。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共有五大野战军。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虽然兼任解放军副总司令，但实际直接指挥的西北野战军，1947年8月成立时仅4.5万人，三个月后，部队增加到7.5万人。1949年2月西野正式整编为第一野战军时，部队为l5.5万人。1949年6月，军委命令直属军委的华北军区野战军18兵团、19兵团归第一野战军建制，总兵力才达到34.4万人。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从1946年6月中旬起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5个纵队，连同地方部队共有27万人。但1947年8月挺进中原后，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只有7个纵队12万人，并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正式整编为第二野战军时，刘伯承指挥所部辖三个兵团共28万余人。

　　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粟裕，1947年1月即指挥华东野战军10个纵队及1个特种兵纵队约27.5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1948年8月指挥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时已为15个纵队达32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中，粟裕指挥所部42万人，战后，野战军达到55.1万人。1949年2月，正式改编为第三野战军时，部队辖四个兵团约为58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至1949年12月，第三野战军发展到82.5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在1950年准备攻台战役时，粟裕直接指挥的最大兵力近65万人。

　　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1945年12月底即指挥东北民主联军部队27万人(含军区部队)，1947年12月，指挥野战军9个纵队、11个炮兵团、1个战车团共42万人。1948年8月，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四个兵团70余万人(不含军区部队)。1950年1月，又指挥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部队150万人(含军区部队)。

　　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解放战争前期一直因病在休养，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并兼任华北军区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后改称18兵团)后，才直接指挥兵团所属三个纵队(军)作战。1949年3月至4月，他短期间内指挥第18、19、20三个兵团及1个炮兵师共25万人攻克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城(3月底，因病由彭德怀代替指挥)。

　　可以说，号称毛泽东“五虎上将”的彭德怀、刘伯承、粟裕、林彪、徐向前五人中，粟裕、林彪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时间更为长久一些。彭德怀、刘伯承两人在战争尾期指挥过大兵团作战，但兵员数量显然低于50万人的规模。徐向前在红军时期曾经指挥8万余人的红四方面军，成为同期直接指挥最多兵员作战的将领，但解放战争中的指挥规模则远远低于其他四人。在五人中，粟裕被军委评价为“尤其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

　　显然，指挥中小部队作战与指挥50万以上的大兵团作战是截然不同的，在作战形式、指挥、通讯、后勤、运输、情报等各方面都有极大的区别。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越丰富，打起仗来才越得心应手。众所周知，让一个优秀的县长直接担任省长，就很难当好，因为经验的积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历史上的先例看，林彪1938年6月因伤到苏联治疗后，有近6年的时间离开一线部队。

　　1945年10月直接去东北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从原来指挥八路军115师1.5万人，突然指挥11万余人(到12月底，部队扩大为27万人)，因此战争初期林彪的战役指挥明显生疏。《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说：“后来有人抱怨：林总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只有半年的作战经历，而民主联军大多数将领都有整整8年的实战经验。要想让那些身经百战的名将们折服，林彪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

　　在1946年的四平保卫战中，据民主联军总部于1947年2月给中共中央及军委的总结报告中说：“我军伤亡总数在八千以上，而且都是一些老骨干。……四平保卫战，我军受到相当大的元气的损失，许多主力部队失去战斗力，黄克诚部三师之七旅，原为井冈山之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三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有一万两千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中被追击溃散逃亡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五千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部保一旅损失相当重;其次八旅、十旅、杨国夫部七师也都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部队中发生悲观情绪，要求到后方休养，离主力去做地方工作。”到1946年的初夏，东北民主联军自四平、长春失守以后，一路退守到第二松花江以北，力保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地区。

　　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描述四平撤退以来的被动局面时说：“这个仗，打得真被动。我们一个劲地撤，敌人在屁股后一个劲地追，像拖了根尾巴。”东北的这一状况，显然与从未离开过一线部队的粟裕同年7至8月在华中七战七捷的战果迥异。此次与美军交战，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毛泽东和军委在条件允许下(粟裕、林彪无病)，不大可能让其他现代条件下大兵团作战的生手去朝鲜重新开始熟悉的过程。

　　其次，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精锐的嫡系主力部队，主要是由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和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歼灭的。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中歼灭国民党精锐47.2万人;华东野战军分别在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歼灭国民党精锐共64.3万人。蒋介石全部美械装备的“五大主力”，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歼灭了两个半，即孟良崮战役中歼灭“五大主力”之首整编74师、淮海战役中歼灭第5军，以及淮海战役中派出5个纵队与刘伯承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一起歼灭第18军;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歼灭了其中的两个，即辽沈战役中歼灭新1军、新6军。

　　第三，五人中以粟裕、林彪最年轻，1950年均为43岁。而刘伯承为58岁，彭德怀为52岁，徐向前为49岁。其中刘伯承、徐向前身体状况也不好。1950年6月间，有人向刘伯承透露，中共中央准备调他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他听了之后，表示自己年纪大了，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为好。这一件事，中共中央还曾经非正式地征求过他的意见。他明白，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想着要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但实事求是地考虑，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

　　总参谋长这个第一线上的重要职务，最好让年富力强的人去担任。自己应该另谋所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徐向前在1949年3月的太原前线中，即肋膜炎严重复发，连续高烧不退，不得不向中央请求，辞去18兵团的领导职务，作较长时间的休养。1949年6月，徐向前去青岛休养，因病没有出席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在青岛经多方治疗，身体未见好转。头疼病发作时，疼得在床上打滚，脑盖骨似乎要炸开一般。并发的呕吐，使他无法进食。五人中只有彭德怀身体状况良好，这也是最后决定让他挂帅的原因之一。

　　第四，朝鲜战争爆发时，野战军级的军事主官中，只有粟裕处于临战状态。他被军委任命为攻台总指挥，统率近65万大军正在做攻台作战准备。彭德怀于1949年12月后，即率领一野部队转入执行清剿残匪，屯垦戍边的任务;刘伯承1950年6月率领二野部队已基本解放西南地区，中共中央准备让其出任总参谋长;林彪自1950年5月率领四野部队解放海南岛以后，基本上因病在休养。因此，将粟裕转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担任入朝部队的最高指挥员，便于统帅机关能以最快的时间进入战争状态。

　　同时，东北边防军是野战军级单位，而粟裕是华东野战军(三野)代行司令员战役指挥职责的副司令员，并于1948年5月因谦让陈毅，主动放弃担任野战军正职的机会，仅担任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独立负责野战军的全面工作。因此，由粟裕担任边防军司令员，基本上是部队主官平调，业务上是相当熟悉的。

　　日本天皇后悔侵华：裕仁，谥号昭和天皇(1901年4月29日—1989年1月7日)，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1926年-1989年在位)，今上天皇明仁(年号平成)的父亲。裕仁在任皇太子期间曾访问欧洲。大正十年(1921年)因父亲大正天皇患病而出任摄政。大正十五年(1926年)继位，以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一句改元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日本国民的象征。

　　日皇裕仁在中日战争期间，后悔与中国开战，并抱怨日军主帅低估了中国的军力，以致日军长期久攻不下而终告战败。二战时期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的一名侍从的日记近日被公开，这位侍从当时日夜伴随裕仁左右，他在日记中披露了日皇侵华时的心路历程。

　　就这样，驻朝日军的独断越境问题，以事后追认的方式而告结束。驻朝鲜司令官林铣十郎，还被誉为“越境将军”而获得“赫赫威名”，并受到天皇的赞赏，后来还受命组织内阁。这样一来，就给陆军造成了一种印象，那就是只要作出实际成绩，不管干什么事情都会得到天皇的厚待。也正因如此，这种事后承认的做法后来屡次发生，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

　　发动九一八事变只是日军的第一期计划，尽管内阁和天皇都表明了“不扩大事态”的意见，但日本军部已决定利用这一机会“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下一步的计划是侵占以沈阳为中心的南满铁路和安奉路沿线的主要城市，以图牢固控制南满。9月19日，关东军攻下长春，日军独立守备第3和第4大队也先后于当天侵占了安东(今丹东)、营口、凤凰城。至此，南满铁路沿线已完全被日军占领。到9月23日，日军又相继攻陷了吉林、齐齐哈尔，这样，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沦入日军之手。

　　同年11月27日，本庄繁又下令关东军向锦州进犯。但关东军这次独断的行动，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尤其是美国从维护在华利益的考虑出发，向日本提出了严重抗议。为了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日本参谋本部决定暂停对锦州的作战。次日，日军参谋本部把进攻锦州的部队撤回到了辽河以东。

　　据文汇报报导，已故的小仓库次曾任昭和天皇侍从，其后担任东京都立大学法经系主任，他在二次大战时期所写的长达600页的日记副本被发现，并刊登在昨日出版的《文艺春秋》4月号上，其中记载了昭和天皇裕仁自1939年至1945年日本战败期间，未曾对公众发表的言论，包括他曾说”满洲事变(918事变)令人饱尝痛苦”。

　　日本在1931年对中国发动首场战事，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在该处建立伪满洲国，于1937年全面侵华。3年后，即1940年，日皇已开始暗地埋怨日方的军事专家，低估了中国的军力：”每个人都对战争判断错误……特别是陆军的专责部门……应尽快结束战事，并在未来10年重整国防军力。”但如火如荼的战事已一发不可收拾。

　　1941年，裕仁甚至暗自批评当时首相近卫文?：”大东亚战争开始前我已十分忧心，近卫在任时，好像毫无准备便带领我们进入战争，东条(英机)接任后我们才真的准备好。”其后一年，他开始担心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的前苏联会加入战争，助中国一臂之力：”我不想与中国开战，因为我实在害怕苏联的强大军力。”

　　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加入战事，成为中国一方的同盟国，日军形势岌岌可危，日皇又开始懊悔，他说：”开始一场战争前必须深思熟虑，开战以后便难以中断……决定何时结束战争十分重要。”但眼见战事已不能回转，便又补充说：”一旦开始了，便要进行到底。”

　　一年后，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并放弃皇位，让美国进驻日本。后来因美国对前苏联的种种政治因素考虑，天皇的名位得以恢复，裕仁于1989年逝世。

　　关东军擅自发动“九一八”事变 天皇并未批准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东北的阴谋。此时的日本认为要尽快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外别无他途。1929年7月，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石原莞尔等对“满洲”北部进行考察后，提出了《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以及《关东军领有满蒙计划》，系统地提出了侵略东北的计划。1931年6月11日，陆军大臣南次郎秘密组织了一次“五课长会议”所谓的“五课长会议”，由陆军省的军事课长、人事课长、参谋本部编制课长、欧美课长和中国课长组成。经过反复讨论，于6月19日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

　　以上述方案为基础，关东军紧锣密鼓地开始发动事变的种种周密部署。鉴于沈阳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东北军主力的驻地，因此关东军将首战地区选在了沈阳。为制造侵占沈阳的借口，石原又选择了距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作为爆破地点。时间预定在1931年9月28日，并且预定在爆破铁路的同时，用重炮轰击北大营，实施闪电战一夜占领沈阳城。

　　在板垣、石原等人多次同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密谋后，驻朝日军也遥相呼应，开始有计划地向中朝边境集结，不断进行越境演习，并准备在事变爆发后兵分两路，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配合关东军作战。

　　进入8月后，日本军部作出了一项重要的人事调整。8月1日，曾担任驻华武官的张作霖的前顾问、谙熟中国东北情况的本庄繁中将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而着名的“中国通”土肥原贤二大佐则被任命为奉天特务机关长。日本军部将此二人派往中国东北，显然是为发动侵略战争而作出的军事部署。据说本庄繁是由裕仁天皇亲自选定的。8月1日上午，本庄繁到叶山夏宫晋谒裕仁天皇，得到天皇赐膳，并由天皇亲自授予了此职。

　　天皇的垂询，加上来自内阁、元老及舆论的压力，陆军在9月14日召开了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三长官会议，决定了关于抑制关东军实施武力的方针。同时决定派遣建川美次少将为使者，把陆相的信送交关东军司令部本庄繁。陆军省选择建川为信使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因为建川恰恰是一名极右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是急于在东北发动事变的人物之一。接到任务的建川在出发前授意自己的部下、陆军情报课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连续向关东军发出了三份密电，要求提前行动。

　　板垣、石原等人在反复研究了桥本的三份电报后，决定将原定的日期提前10天，于9月18日发动“事变”。而身负紧急军机重任的建川故意拖延时间，迟至19日晚才将陆军省的亲笔信送到本庄手中，“事变”已是既成事实。

　　9月18日夜10时20分，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按照预定计划以巡视铁路为名，率数名部下向柳条湖附近进发。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包安放在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下并点燃了导火索，只听轰的一声，被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四处乱飞。随后日军故技重施，又制造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诬为炸毁铁路的凶犯。随即河本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等候在铁路爆炸地点以北约4公里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袭击北大营。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发生后，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攻击北大营，步兵第29联队攻击沈阳城。正在旅顺的本庄繁深夜11点接到报告后，立即通过电话命令第2师团向沈阳出动，并决定将关东军司令部从旅顺向沈阳转移，同时电请驻朝日军司令林铣十郎迅速增援。

　　由于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当日夜晚日军就顺利地进占沈阳城。9月19日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尚未到达沈阳，关东军就已把事先炮制好的署名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石印布告贴满了沈阳城。诬称事变是中国军队制造的，破坏了日本南满铁路的正常运营，日本关东军的行动纯属自卫等。

　　日本军部接到事变的通报后，参谋本部、陆军省首脑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决心和行动“完全得当”，因而决定无保留地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并应关东军“增派三个师团”的请求，着手准备派兵增援。在此情况下，陆军省、参谋本部只得含糊地训令关东军：本着内阁会议的精神，“妥善处理”今后的军事行动。深知军部意图的桥本欣五郎又密电板垣：本部的命令“是应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其本意并非要你们停止行动”。

　　军部的暗中支持进一步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9月21日下午，驻朝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未经内阁批准和天皇裁可，以“对关东军不能坐视不救”为由，按早已达成的谅解，独断专行地派遣第6飞行联队战斗机和侦察机各一个中队飞往中国东北，并调动所辖步兵第39混成旅团渡过鸭绿江夜抵沈阳。关东军也立即抽调兵力进攻吉林省城，促成事态进一步扩大。

　　无论是关东军挑起战争，还是驻朝日军出兵东北，都没有经过天皇和内阁会议的批准。所以事件发生后，陆军高级首脑十分紧张，唯恐政府以“侵犯天皇统帅大权”为由弹劾朝鲜军司令官并拒绝拨款。但出乎陆军意料的是，鉴于驻朝日军出兵已成事实，本来与军部在控制满蒙问题上并无原则分歧的内阁大臣们在9月22日上午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竟毫无疑义地一致通过了承认驻朝日军进入东北的既成事实，并作出增拨出兵经费的决定。可见，内阁根本不想为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设置任何障碍。

　　无论是关东军挑起战争，还是驻朝日军出兵东北，都没有经过天皇和内阁会议的批准。所以事件发生后，陆军高级首脑十分紧张。但出乎陆军意料的是，在9月22日上午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竟毫无疑义地一致通过了承认驻朝日军进入东北的既成事实，并作出增拨出兵经费的决定。

　　1949年12月，国共内战胜负已定，白崇禧煺至海南岛，李宗仁已经由香港飞往美国。12月30日，白崇禧在海口飞往台湾，去台之后仅得闲职，最终死在台湾。白崇禧和李宗仁一向合称“李白”，李宗仁最后完全与蒋介石决裂，白崇禧却选择留在台湾终其一生。

　　长期以来，白崇禧在歷史上身影模煳。大陆歷史书写者对他少有着墨，人们隻知道他是蒋桂大战的另一方，桂系军阀﹔而在民国史上，白崇禧被称“逼宫”蒋介石煺位，去台之后不得志而终。在白先勇新书《父亲与民国—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中，他把白崇禧的一生和整个民国史相连，澄清了外界关于白崇禧的种种误会，梳理了他和蒋介石復杂的关系。这个两岸歷史中都模煳的身影，慢慢地清晰出来。

　　蒋桂战争起因

　　白先勇本来是预备给父亲写传《仰不愧天》，写着写着整理出了500多张和白崇禧有关的歷史照片。抱着“照片能展现真实歷史”的想法，白先勇先将照片集出版，围绕着照片介绍白崇禧一生。虽然隻有照片，但是已经能感受到民国史的惊心动魄。

　　北伐期间，白崇禧任革命军参谋长，一度带广西军进了北京，1927年完成扭转北伐局势的“龙潭之役”，本是功臣。北伐甫一结束，蒋介石就採信杨永泰“削藩”的建议，准备解散北伐的各集团军。正在此时，武汉方面桂系少壮派将领湖北籍的胡宗铎、陶钧等冒进出兵湖南攻打鲁涤平，造成所谓“湘变”，尽管李宗仁白崇禧极力灭火，解除胡陶兵权，并向中央请罪，但蒋介石“灭桂”政策已定，更暗中操作白崇禧军中策反。白崇禧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多为唐生智旧部，蒋介石买通唐生智潜往平津，策反白崇禧部下。最终蒋桂战争爆发，李、白被定为“叛将”，白崇禧甚至一度逃难到安南。北伐胜利，白崇禧刚刚35岁，意气风发，瞬间从功臣变为“叛将”。

　　自此蒋介石和桂系开始了将近十年的对立，直到“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号召全国抗日，白崇禧响应，和蒋介石再度联手，指挥或参与指挥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捷、昆仑关之役等这些着名战役，抗战胜利后获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最高勛章。

　　拒绝指挥徐蚌会战

　　抗战胜利，内战即开始，1946年春夏之间，国共双方在中长路上军事重镇四平街展开一场大规模的阵地战。双方各集军10万，白先勇称这是“国共内战开始最大的一次正面作战”。战事激烈，双方正在拉锯之际，蒋介石派白崇禧于5月17日飞往东北督战，指挥杜聿明，并其部下新六军、新一军、七十一军攻下四平街，又继续进攻长春。林彪部队守不住，往鬆花江北岸哈尔滨方向撤煺。白崇禧飞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战况，主张国民党军队乘胜追击，佔领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彻底拿下东北。当时孙立人率国军部队新一军，已经追过鬆花江北岸，抵达双城，离哈尔滨不足100公裡，毛泽东下令林彪准备弃守哈尔滨。6月6日，蒋介石下令停战(史称第二次停战令)。林彪遂有机会整军反击，东北形势逆转。

　　很多国民党人都对四平街的胜利和此后的战势逆转耿耿于怀，认为东北情况影响了整个国共内战的结果。白先勇2011年就在《温故》杂志上特地撰文《战后东北之争》详细阐述东北战事。齐邦媛在《巨流河》中也提到过父亲齐世英对东北的抱憾。白先勇认为蒋介石单方面下令停战有两个塬因：一个是美国方面希望国共和平，组织联合政府，马歇尔一直从中调停，给蒋介石施压要求停战，甚至几次上广播表示，要是不听话就断绝美援﹔另一方面蒋介石本人也存在判断错误，他以为林彪已经溃不成军，没有战斗力，停下来再打还能打赢，没想到共军反击成功。

　　1948年4月，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成功，5月白崇禧由国防部长改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上任后坚持“守江必先守淮”，建议将“华中剿总”设在紧靠南京的蚌埠，在徐州、蚌埠之间的江淮山岳地带，运用攻势防御，坚持长期作战﹔同时指出中塬必须统一指挥，不能分割使用，提出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五省联防。任命发表时，白崇禧“五省联防”的设想并未实现，蒋介石将华中战区一分为二，“华中剿总”设汉口，徐州另设一“剿总”，刘峙任总司令，白崇禧的设想被全盘打乱。他更认为徐州易攻难守，不适合做指挥中心，刘峙也不是一流战将，直接下了判断：“中塬大军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白崇禧没有接受任命，避走上海，因蒋介石派多人到上海敦促，勉强到汉口上任。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 )尚未开始，因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失利，何应钦、顾祝同等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希望白崇禧能出面统一指挥汉口徐州两个“剿总”。白先勇书中称，10月30日白崇禧由汉口飞回南京，当天看起来还颇有信心，第二天忽然拒绝接受统一指挥权。白崇禧发现徐州“剿总”早已把国军主力的几个兵团部署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及津浦铁路线上，各一字排开，成为一个“死十字”，徐州平塬无险可据，一旦开战极易为敌军攻破，战事迫在眉睫，要重新迁动几十万大军已无可能。加上徐州“剿总”的部队将领邱清泉、黄伯韬、李弥等人都是蒋介石的黄埔爱将，白崇禧此前和他们并无渊源，难以指挥。

　　白先勇对“拒绝指挥”的评价是：“十月卅日晚父亲所作的决定，拒绝指挥徐蚌会战，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艰难，但事后看来也是最明智的一次抉择……徐蚌会战，乃国共内战最后决胜负的一仗，成败责任非父亲一人所能担当。事后看来绝非仅仅是军事，他作这项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智慧。徐蚌会战，国军溃败，折损60万大军。如果当初一开始蒋介石便採用父亲‘守江必先守淮’，设‘剿总’于蚌埠，由父亲统一指挥策划，恐怕战争结果不致如此。父亲拒绝指挥徐蚌会战，蒋颇不谅解。”

　　“按兵不发”与“逼宫”

　　两岸都有史书称，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失利，蒋介石嫡系部队损失几近殆尽，蒋数次命令白出兵救援，白“按兵不发”，“蒋愤掷电话筒、掀桌，痛骂粗话”。白先勇认为，这一段歷史是外界对父亲白崇禧最大的误解：“两岸各自有各自的史观，大陆这边的歷史会是国民党反动派内讧﹔台湾那边，徐蚌会战失败，蒋介石要负最大责任，但是国民党的歷史也不好讲，要找个‘替罪羊’，说我父亲按兵不动。但是父亲派了黄维军团12万人去，援助徐州、淮海战役，半路被拦截，黄维被俘虏，这些都是史实。别人都说他徐蚌会战冷眼旁观，按兵不动，让蒋介石失败，完全不是这回事。我父亲怎么会看着国民党败呢?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不知道吗?”

　　1954年3月，台北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湖北代表但衡今提案弹劾白崇禧，重点是指控徐蚌会战父亲“按兵不动”，不救援徐州。白崇禧书面答辩如下：“华中辖区奉命调往增援徐州部队计：黄维兵团所属之十八军(胡琏)、八十五军(吴绍周)、第十军(熊绶春)及整编第二师(师长何竹本)，皆为华中最精锐之部队，由信阳、确山地区向蒙城方面增援。又二十军(杨才)、二十八军(李)两个军，亦由汉口地区由长江赶运浦口驰援，另辖区仅有之一个战车营亦随往参战。计兵力五个军一个整编师，乃系华中主力，均系增援徐蚌，几乎全部牺牲。”白先勇书中如此描述白崇禧答辩的场面：“在‘光復大陆设计委员会’上，父亲亲自上陈，一一答辩，千余‘国大代表’给予热烈掌声，公道自在人心。”

　　尽管如此，误会依然长期存在。当年资深报人潘公展就在《新闻天地》杂志上撰文提道:“华中的大军视徐淮之告急，若秦越之不相关。”1954年白崇禧写了一封致潘公展的信登在《新闻天地》上，称潘文有不实：“总之，大陆陷……匹夫有责，军人职责，更为重大，崇禧以待罪之身，对我十数万袍泽戡乱报国、奋斗牺牲之忠勇事迹，诚不忍其无辜湮没，含冤九泉，掬诚略述，藉答高明。”在程思远《白崇禧传》用“冷眼旁观”描述这一段，而黄维回忆录中对白崇禧也有怨言。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白崇禧认为隻有请美国出面调停和共产党议和，形势方能有转机。蒋介石当时有煺意，但是迟迟没有宣布引煺，白崇禧连发《亥敬》、《亥全》两封电报，请蒋介石下决议。

　　1948年12月24日百虫由汉口发出《亥敬》电:“……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渎钧听，并贡刍荛: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对方唿吁和平，恢復和平谈判。叁、双方军队应在塬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上述献议是否可行，仍候钧裁示遵。”

　　1948年12月30日《亥全》电称：“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合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速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时不我与，恳请赶早英断为祷。”

　　这就是后来被外界称为“逼宫”的两封电报，也有声音称正是这两封电报令蒋介石“被迫下野”。白先勇认为“逼宫”二字，亦不妥当：“当时国民党政权很危险的，我父亲认为唯一能救国民党政权的就是美国出面调停，跟共产党划江而治。不能再打，国民党的兵已经溃败了。美国人要出面调停的话，蒋介石必定下野。他就打电报给蒋介石，那时候这也是大忌讳，父亲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其实按照我看的李宗仁回忆录，蒋介石知道大势所趋，自己已经先提出来下野了。”

　　“按兵不发”和“逼宫”，是外界对于白崇禧的误解，也是蒋介石一直对白崇禧提防的又一颗种子。

　　被蒋介石骗到台湾?

　　1949年12月，白崇禧煺至海南岛，当时与他合称“李白”的李宗仁已经由香港飞往美国。12月30日，白崇禧在海口飞往台湾。坊间的说法是，蒋介石邀请白去台北组阁，承诺给出“行政院长”的官衔，白因此决定飞往台湾，这是“被骗”。白先勇认为，最终选择到台湾，是白崇禧人生至关重要的一笔：“我父亲自己讲，这(指去台湾)是向歷史交代，跟‘民国’共存亡。别人说他被骗到台湾去，哪那么容易受骗?想到台湾去做官，我父亲是军人做‘行政院长’干什么呢?‘行政院长’有什么意义?而且他在大陆，国防部长他都做过了，他怎么会贪职去做这个。他跟蒋介石相交四十年，蒋介石对他什么样，他当然清楚。”

　　当年的白崇禧有很多归宿可以选：香港地区，以及美国，甚至是中东伊斯兰国家，例如“马家军”的马步芳就移居了沙特阿拉伯。李宗仁亦曾警告白“桂系到台湾无用武之地”。

　　最终去台，白先勇认为这是“顺理成章”：“中华民国诞生他参加了，北伐他完成的，抗战的重要战役他参加了，国共内战打到最后一兵一卒。跟‘民国’共存亡，这是他一生的抱负一生的信仰，到台湾去，这是他自己的节操，从一而终。不错，是蒋介石写信让他去的，但是也是他自己要去的。台湾那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政权风雨飘摇，共军随时可以渡海的，很多人让他不要去，他还跟我妈妈、两个弟弟到台湾去。后来他死在台湾，是死得其所的，他觉得是死在‘民国政府’的地方。”

　　章诒和曾经问白先勇：“战事结束，胜负分明。令尊大人既反共，也反蒋。在毛与蒋之间，最后还是选择了蒋。”白先勇对此的回答是：“他没有选择毛，也没有选择蒋，他选择的是国，‘中华民国’。”

　　白先勇对记者再次谈到这一点：“国就是‘民国’，那是他心中的，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以来，他保护的‘民国’。他一生都是为了保护‘民国’打仗。”

　　台湾岁月：在监视中度过余生

　　白崇禧到台湾之后，并无高位还一直被监视。白先勇不知道监视何时开始，但是觉得“在我们发现之前就开始了，也许刚到台湾就开始了”。刚刚知道有人监视自己时，白崇禧非常不高兴，写了长信给蒋介石表明心迹，问他为何有跟踪一事。蒋介石派出当时的“副总统”陈诚来解释，说那些人是来“保护”的，陈诚还说自己后面也跟了人。白崇禧回答说：“‘副总统’需要保护，我没有这个必要。”

　　尽管不愿意，监视的人还是跟着白崇禧全家多年。白先勇清楚地记得那辆车的车牌号是“15-5429”，黑色吉普车。他在新书中记了这样一个花絮：母亲马佩璋爱看京戏，有一天晚上大雨，白崇禧带全家一同看戏，刚到戏院门口，跟踪的车也跟了上来。马佩璋往车外瞥了一眼，嘆道：“真是辛苦了他们!”让白先勇多买叁张戏票给车内的叁个人，让他们一同进戏院。叁个监视人员慌张了一阵，还是接受了戏票。

　　丢掉大陆是心中的痛

　　1996年白崇禧心臟病发过世，关于他的死因民间有多种说法，传言他被毒死，面色发绿，床头有半瓶酒，床单有撕裂的痕迹，又称医生赖少魂在他的药酒中下毒，更夸张的说法是有一个护士对他用了美人计，趁机谋杀。白先勇说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我弟弟看到了遗体，很平静，完全没有这些迹象。他确实是喝药酒的，没喝完的酒杯放在那裡，就传出来毒药一说。那个医生赖少魂，是很有名的‘国医’，人家大‘国医’还会这样下毒吗?”

　　白崇禧的葬礼是“国葬”待遇，在市立殡仪馆举行公祭，“总统”蒋介石以下，党政军高级官员及各界人士前往祭悼的达千人。出殡时，蒋介石早上7点50分就到了，白先勇指着他在葬礼上的照片说：“照片脸上的悲哀是真的，那时候感受是真的。”白先勇在书中用汉高祖对韩信的态度作比，描述蒋介石对白崇禧的心态：“韩信打天下功高震主，吕后设计把他给杀了。《史记》裡说，高祖知道了，是‘且喜且怜之’。一方面心腹之患被除掉了，他高兴，另一方面他为自己打过天下，这是将才。”

　　白崇禧说过：“‘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听。”白先勇反復提到这句话：“父亲北伐是参谋长，抗日是副参谋总长，内战是国防部长，一直都是蒋介石最高的幕僚长，这是重用他。但是有些战略上的建议蒋介石没听。我父亲认为军事失败是国共内战最重要的失误，军事上，国民党在战略、战术方面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一而再再而叁的。”

　　蒋介石对白崇禧，多有权术上的动作，白先勇说：“到他那个位子，也许非那样不可，我父亲是个军人，政治权谋他不是不懂，他不屑为之。”

　　白崇禧在台湾十七年，一直称自己是“待罪之身”。白先勇回忆：“他觉得国家在自己手裡丢掉了，是内心这种的内疚。他会跟我讲，再不反攻，从台湾到大陆的兵都老掉了，反攻的机会就越来越渺小。我们这一辈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那一代都是这样的，有他们的想法，丢掉大陆对他们来讲是很大一个心中的痛。”

　　“小诸葛”的智慧

　　通常隻认为说白崇禧是“小诸葛”，是因为他会打仗，但是白先勇的照片集却揭示了白崇禧更多的侧面。

　　北伐结束，蒋介石欲削藩裁军，白崇禧曾向蒋介石建言，自古以来“裁兵不难裁将难”，处置不当，即起祸乱﹔应将军队调往边疆戍边，巩固国防。他自己请愿带兵往新疆屯边，效法左宗棠治疆。身为回教徒，白崇禧对治理新疆回教少数民族有兴趣，列出过治疆纲要，作过边疆和民族问题的阐述。

　　北伐结束之后，白崇禧治理广西颇有成效，被称为“新斯巴达”。胡适曾经到访广西，对当地大加称赞。最近史学界重新开始讨论对“军阀”的认识，有声音认为当时的广西、山西，都是地方自治做得比较好的，甚至也许是联邦制的某种可能。白先勇说，父亲在广西的治理，美国有专书研究的，书名为叫Guang xi Way，阐述上世纪30年代的广西治理：“那时候父亲在广西土改，减租，想实现耕者有其田，像孙中山那一套建国大纲﹔打土匪把治安稳定下来﹔同时训练民团，建设基层组织﹔办教育，办新学。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动作跟延安的土改是同步的，都在上世纪30年代，但是广西没有搞阶级斗争，有土改、民团、新学，建立学校，中学小学。后来打仗了，抗日胜利归中央管理，这一套全部废弃了。但是到今天，广西人讲起来还是蛮怀念那段时期。”白崇禧在广西练兵也卓有成效，日后广西军在抗日战争中也是重要力量。

　　抗战期间，白崇禧也提出过“持久战”的想法。1938年，武汉军事会议上他说:“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打持久战。”这个方针为最高当局採用，遂成为抗日最高战略塬则。白先勇也听父亲说过这个方针：“他是受了俄法战争的影响，俄国人对于拿破仑侵入，俄国人就把拿破仑拖到广大的内地，把他们给拖垮。日本人要速战速决，我们就是要延长它，把他们拖到内地。不在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要全面地对日本抗战。”

　　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变，此后一直有人反思国民党在最初到台湾时对待本省人士的策略有误。大陆读者不熟悉的是，“二二八”之后，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在1947年3月27日就到台北展开密集宣慰工作，在台湾一共17日，由北到南，多次广播、演讲，与各界民众代表接触，以国防部长名义，安抚人心，停止滥杀，解救死刑犯，并提出改革台政的方针，建立制度，举荐人才。白崇禧也一贯与台湾省内人士友善，有塬住民朋友。

　　在台湾，因为政治上的“去蒋化”因素，国民党在大陆部分的歷史也有越来越削弱的趋势。面对大陆的民国热，白先勇评价说：“说民国什么都好，这又是过头了。不过我想就是这样的，歷史像一个鐘摆，会矫枉过正，先往这边，再往那边，最终会停在一个中间的位置。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跑，能看到多少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