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班师回营，中央苏区广大军民沉浸在一片喜庆气氛中。这时上海的中共中央却发来电报，解除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权......

　　导致贺龙官职越做越小的一场战斗

　　1927年8月，南昌起义中，贺龙是起义军总指挥，成为有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等共同指挥领导的起义军的最高指挥官。

　　在红军时期，贺龙虽然几经起落，仍然是军队三大主力部队之一、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

　　抗战初期，贺龙虽然担任了120师师长，是四大主力部队(129师、115师、120师、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但，从1942年开始，贺龙已经不是120师的负责人了，被调回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宣告了贺龙早部队生涯的逐步结束。

　　看过电视剧《亮剑》的人，一定都会记得那个英勇善战、让敌工闻风丧胆的骁将李云龙吧。但是，您也许不知道李云龙的原型之一就是王近山将军。

　　值此新春佳节，本刊介绍王近山将军，既是缅怀先烈，也是激励我们继承和发扬亮剑精神，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1969年7月的天。“火炉”南京，深夜一点。从郑州开往南京的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身穿褪色军装的夫妇。男的一只手拎着一只旧皮箱，另一只手拎着三只老母鸡，女的双手抱着孩子，胳膊上挎着一只竹篮子，篮子里装着地瓜、玉米等杂粮。

　　这对夫妇一下火车，便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3位老部下早已站在月台上躬身迎候。他们是二十七军军长尤太忠、六十军军长吴仕宏、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

　　次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摆了两桌丰盛的宴席，为这对夫妇接风洗尘。

　　这对夫妇就是曾经在战争年代威名显赫的战将王近山将军和他的夫人。

　　历史没有忘记一切有功于人民的人。

　　不久，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王近山同志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于是便有了7月深夜令王近山将军终生难忘的那一幕情景。

　　邓小平说：“你这个‘王疯子’啊，真是个疯子!”

　　“‘王疯子’来了。”一个士兵说。

　　“又要打仗了。”第二个士兵说。

　　“要打大仗了。”第三个士兵强调。

　　当然，也会有第四个，或第五个士兵埋怨：“又要光荣(即牺牲)了!”

　　“王疯子”，就是二野名将王近山。这位喜欢骑高头大马的将军在前线部队一出现，便会引起一阵轰动。于是，一场大战、硬战、恶战便开始了!

　　凡是见过王近山将军的人都说：“王疯子”的绰号与王近山的外貌几乎没有相同之处。

　　他，中等个子，白胖胖，浓眉下一双眼睛极为和善，鼻子不是那种象征刚直的枪筒鼻，也不是那种象征凶猛的老鹰鼻，而是普普通通的大蒜鼻。嘴角常露出微笑，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但一句一顿，口齿清晰。

　　然而，正是这位白面书生似的将军身上，战伤累累，多达七八处。左上臂上开过刀，留下一条形伤疤，脉搏量不出，只能量足背动脉;右大腿中部受过骨折伤，走路一拐一拐;头顶上有3处伤疤，中间一块大而深，不能用手重按;背部还有一块花生大小的伤疤，那是子弹穿过右肺所致……

　　它们是王近山将军英勇作战的标记——

　　王近山将军在红四方面军当连长时，和敌人争夺一座山头。他大喊一声，带领士兵冲上去，与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肉搏。手枪无法发挥作用，他就上去抱住一个大块头的敌人一起滚下悬崖。一块尖石把他的头穿了一个洞，鲜血如泉涌，但他全然不顾。拔出手枪把敌人活活砸死。当战友们在山下找到他时，他已经昏迷过去了。自此，“王疯子”头上留下了第一处伤疤，洗澡时都不能用劲揉搓。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油县南边打敌人的援兵，担任团长的王近山将军，亲自率领部队出击，头部又一次受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将军往后方转移。当时，前线情况十分紧急，徐向前总指挥赶到前线，第一句话就问：“‘王疯子’在哪里?”躺在担架上的王近山将军听说徐帅问他在哪里，拔出手枪命令担架员：“回去!快回去!”将军重返前线，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反击，头部又一次负伤。

　　李德生将军、尤太忠将军回忆说：“作战中，当部队攻城受阻时，王近山还是要冲上去，竖梯子爬上城。以致我们在多次战斗中，不得不派六七个警卫员跟着他。”有一次，王近山将军大腿骨折，受伤住院。129师政委邓小平到医院看望他。王近山将军一见到邓小平，很难过地说：“这下完了，我再也不能打仗了，我这个人除了打仗其他都不会呀，再也不能打仗了，怎么办呀?……”邓小平安慰他说：“会好的，会好的，你这个‘王疯子’啊，真是个疯子…’’”

　　毛泽东说：“王近山敢打没有命令的仗。”

　　1943年初秋，党中央急调386旅旅长兼太岳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王近山率一个团赴延安，担负保卫任务。

　　这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正在对太岳地区进行规模最大、最为残暴的“铁滚扫荡”。敌人调集了16个大队，连同伪军共2万余人，梯次配备，分三路寻找我主力作战。

　　面对这种险恶情况，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深恐王近山带部队单独行动，在向延安远距离行进中吃目军的亏，再三叮嘱他：“尽快赶到延安。尽量不要在半路上求战。如遇战斗，力求速战、速决，速离。”

　　10月20日，王近山将军率16团从子长县横水村出发，全部化装成老百姓，夜里行军，白天睡觉。由于地下党的配合，部队转移得非常顺利。22日，穿过同蒲路和汾河两道敌人封锁线，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延安了。

　　但王近山将军并不满意，部队几次和日军相遇，都避开了。一仗也没有打。他心里恨得痒痒的。这一天，部队到达了韩略村。地下党向王近山将军介绍了敌情：日军对眼皮底下这块地区十分麻痹。每天上午，都有很多汽车，满载货物，在少数部队掩护下，由临汾开来，去支援进行扫荡的日军。下午又满载从我根据地劫掠的物资返回临汾。

　　王近山将军一听，劲头就上来了。他说：“打他狗日的!”

　　第一天上午9时，日军3辆小汽车、10辆人卡车，浩浩荡荡、大摇大摆开进了韩略村西南公路。

　　公路两侧足两丈高的陡壁。一位挑着柴禾的农民站在公路上，望着远远开来的日军军车微笑。突然农民不见了，柴禾着火。两侧悬崖上的玉米秸、高粱秆全都变成了八路军战士，变成了愤怒的枪弹、手榴弹和炸药包。

　　日本军队没有想到他们会在自己的心脏地区遭到伏击，更没有想到刚才朝他们微笑的挑柴禾的农民，就是指挥这次伏击战的王近山将军。

　　这一仗打得漂亮、干净。120多名日军，除了3名钻山洞逃跑外全部被歼。事后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查明，这次伏击仗歼灭的敌人，原来就是冈村宁次组织的“战地参观团”，其成员是“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第五、六两中队及其他军官，其中包括步将旅团长一名，大佐联队长6名，其余全是中队长以上军官。

　　战斗发生后，冈村宁次暴跳如雷，立即从各路进行扫荡的日军中，抽调了3000多人，在飞机的配合下，火速赶到韩略村增援。但此时，王近山将军早已率部迅速转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毛泽东主席对韩略村伏击仗非常满意，他在延安接见旅以上干部时说：“太岳有个王近山，敢打没有命令的仗。王近山勇敢、果断、有胆略，能抓住战机打漂亮仗!”

　　邓小平说：“不是疯，是革命英雄主义。”

　　1946年9月，着名的定陶战役前夕。这一天，刘伯承司令、邓小平政委召集各纵领导制定作战方案。参加会议的都是二野的赫赫名将：陈再道、陈锡联、杨勇、王近山……

　　李达参谋长介绍了敌情：陇海战役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命令其“哼哈二将”，徐州的薛岳，郑州的刘峙，以14个整编师，38万人的部队，从8月28日开始，向我部所属4个纵队，齐头并进猛扑过来，刘、邓首长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吃掉整三师。

　　这一仗如何打?谁来打?

　　其时，各纵刚刚打完陇海战役，均未得到整补，大部分团只有两个营的兵力。同时，大家知道，整三师师长赵锡田是黄埔一期生，并非等闲之辈。整三师是蒋介石嫡系，全部精良的日式装备，参加过远征缅甸的对日作战，战斗力十分顽强。这一仗的任务确实相当艰巨。王近山将军当场要下了打整三师主力20旅59团的最艰巨任务。“一号(刘伯承司令员)，二号(邓小平政委)，我王近山今天立下军令状，不消灭赵锡田，不回来见你们!我们6纵坚决打!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队打光，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

　　40多年后，邓小平对王近山将军立军令状一事仍然记忆犹新，他说：“那不叫疯，那叫革命的英雄主义!”

　　9月5日夜，战斗开始。

　　总攻前，刘伯承亲临前线，说明了这场战斗的重要性。

　　大杨湖59团被歼灭后，整三师阵势大乱。我各纵乘胜围追堵截，全歼了整三师，活捉师长赵锡田。

　　我军歼灭整三师后，毛泽东主席非常高兴，他亲自拟稿，致电刘、邓祝贺胜利。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蒋军必败》的社论。社论说：“定陶战役的胜利，是继中原我军突围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3个胜利，对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定下来了。”

　　王近山将军指挥的大杨湖歼灭战，为定陶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头功!

　　上甘岭：王近山的最后一仗

　　1952年10月，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为了扭转败局，把目标瞄准了上甘岭。开始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大打。据“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后来回忆说，他们想出其不意，夺取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这两个五圣山的支撑点，只要用两个营的兵力5天就可以达成目的。如何防御?王近山提出实行“添油战术”，即部队轮番上阵，量敌增兵，边补边打，边打边朴。打退敌人几次冲锋后，视人员伤亡情况及时增补，一切战术手段不要形成规律。

　　10月12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中了300多门大炮，数百架飞机，连续实施了两天的火力突击。炮弹和炸弹像狂风暴雨一样倾泻。阵地上一人多深的交通沟被炸得无影无踪，坚硬的岩石变成了黑色的粉末。敌指挥官从望远镜里所见而得出的结论是：“上甘岭上不可能再有生物存在!”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战场最小，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战争。3。7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双方陆续投入作战兵力共达10万人。

　　“联合国军”先后参加进去的部队有：美第7师、美空降187团(欠一个营)和南朝鲜第2、第9师共11个团及两个营，并补充新兵9000余人，另有18个炮兵营10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300余门，坦克170余辆，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总兵力6万余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投入作战的有：第15军的第45，第49师和12军的第31师及第34师一个团，榴弹炮兵第2、第71师，火箭炮第209团，第60军炮兵团，高射炮兵第605团，第61团各一部，总兵力4万人。

　　任何浓墨重彩都无法再现当年上甘岭上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阵地上树桩累累，弹片削断，所有的树干。巨石被炸成了灰，脚下松软，一脚下去，就像陷进积雪中，拔出来很吃力。进攻，后退。冲锋，再冲锋。反击，再反击……在敌人的大炮和飞机轰炸下，美军总以为志愿军完了，然而一冲上阵地，志愿军战士又冒出来了。

　　笔者曾到参加过上甘岭战斗的某空降师(原15军部队)采访，在军史陈列室里见到一段可以作为上甘岭战役见证的树身。这段不到一米高的黑树身，弹洞密密麻麻，如同蜂巢，有人数过上面竟嵌着158块弹片。

　　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使用兵力、火力之密集，反复争夺之频繁，战斗之残酷、激烈，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我15军、12军等部队以11000人伤亡的代价，顽强抗击敌军营以上兵力的冲击25次，营以下兵力的冲击650余次，歼灭敌人25000人，击落，击伤敌飞机270余架，击毁击伤大口径火炮61门，坦克14辆，同时，我军进行了数十次反击，最终守住了阵地，使“联合国军”不能前进一步。

　　美国舆论一片哀叹：“金化攻势已成了一个无底洞。它所吞食的军事资源，要比任何一次中国军队的攻势所吞食的更多。”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说得更加明确：“金化攻势已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此后，美军在朝鲜再也没有发动大的攻势。

　　王近山将军一生中指挥的最后一次战斗，就是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

　　链接王近山(1915—1978)原名王文善，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10师29团团长、副师长，红31军第95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自，太岳纵队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副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12军军长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亮剑》中李云龙经典台词：

　　“我就不把这次突围当成突围……当成进攻，向敌人进攻。

　　“我就是死也要死得像个爷们儿……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深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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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将战功赫赫的王近山开除党籍?

　　看过《亮剑》的人，一定会为李云龙打仗和追求爱情的那股“疯”劲而动容，尤其是他和女护士田雨那惊涛骇浪般的爱情，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殊不知，作为李云龙原型的开国中将王近山的情感经历，其实比电视剧更精彩、更传奇，毛泽东却将这位以善打硬仗、恶仗而勇冠三军，独树一帜，屡建奇功，所向无敌的开国中将，开除党籍，降为大校，逐出军界，谪贬到地方农场的内幕，却鲜为人知。

　　王近山，原名王文善，1915年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高桥许家田村。王近山15岁从军，16岁任连长。其时，人称“小连长”。就是这位小连长后来却担任了红四方面军第10师副师长、八路军129师 386旅769团团长、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无论是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抗美援朝的上甘岭前线，王近山以善打硬仗、恶仗而勇冠三军，独树一帜，屡建奇功，所向无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2年，邓小平为纪念军事科学院出版的纪念王近山的文集题写书名：“一代战将”。他对“王疯子”的诠释是：那不叫疯，那叫革命的英雄主义!刘伯承说：一人投命，足惧万夫。狭路相逢勇者胜，没有点疯劲，没有不怕死的精神是不行!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战场上的猛将，后来却遭遇了一场感情上的变故，人生的轨迹发生了意料不到的变化……。

　　王近山重伤住院相识相知相恋韩岫岩

　　1937年12月，王近山在神头岭战斗后身负重伤，住进了129师医院。韩岫岩是129师医院的护士，长得很漂亮，王近山住院时，钱信忠院长特地派她护理。王近山一眼就看中了漂亮的韩岫岩，韩岫岩对王近山也是一见钟情。一同住院的陈锡联一看男才女貌，于是暗中牵线搭桥，一年后两人就结婚了。婚后，虽聚多离少，但他们生了8个儿女，应该说夫妻两人是有感情的。

　　一年后，王近山和韩岫岩结婚了。结婚那天，王近山骑着枣红马来到医院，把韩岫岩拉上马就接走了。当时，年轻护士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听说韩岫岩是去结婚的。王近山毫不掩饰对韩岫岩的爱，甚至有些漂亮的仗还是为保护韩岫岩所打。

　　一次，王近山率部赶去延安，途中忽然听说后勤部队被敌人包围了，其中包括韩岫岩所在的医院。这还得了!王近山立刻率部返回解救，正巧遇上日本鬼子的"战地观摩团"。当时通讯设备落后，请示上级已经来不及了。眼见一块送到嘴边的肥肉，哪有不吃的道理?王近山果断部署了战斗，就像神兵天降打得小鬼子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一战，不但重创了小鬼子观摩团，也解救了被围的后勤部队和韩岫岩。

　　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明的，哪个不是三妻六妾;暗的，谁不是风流成性。然而，诸葛亮一生只娶了一个女人，而且一生忠贞于她。

　　诸葛亮一生智慧不凡，凡事谨慎，慎行稳重，战无不胜，远扬盛名，名传古今。而他毅然决然地娶了一个丑媳妇——黄硕。这个丑媳妇成为他在生活和事业发展上一个强有力的支柱，不但使他一生出师必捷，无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他一生一世都得到黄硕温柔的照顾。

　　诸葛亮和黄硕夫妻情感的亲密，世上恐怕无人可比。

　　诸葛亮出生在汉灵帝光和四年春三月五日，出生地点是琅邪郡。他的父母早亡，由叔父抚养成人，在天下大乱的时候，他的兄弟姊妹随叔父一起来到襄阳。当时关中混乱，中原鼎沸之际，襄阳是各地达官贵人、商贾士子避难的地方。

　　诸葛亮一家来到襄阳城外二十里的隆中，以耕种为生。

　　诸葛亮25岁时，叔父故去。他的大哥诸葛瑾远赴东吴做官，姐姐诸葛惠远嫁到南彰，家中只剩下诸葛亮和他的弟弟诸葛均。诸葛亮当时“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在古代，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一般十五六岁，甚至十三四岁就结婚，小丈夫和小媳妇成双成对。像诸葛亮这样25岁还未成家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以诸葛亮的条件，必然是名门世家选择乘龙快婿的理想对象，谁也没有料到却找了个丑女结婚。

　　黄硕身体壮硕，人如其名，黄头发，黑皮肤，皮肤上起了一些鸡皮疙瘩，让人瞧见身上就发凉发冷，但她的善良远近闻名。黄硕是河南名士黄承彦的女儿，在《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段情节：蜀国与东吴猇亭大战，陆逊大败刘备，蜀国将领死的死、亡的亡，刘备也在此战役中病死在白帝城。当时，留守成都的诸葛亮听到消息，匆匆赶来，为挽救危局，设下八卦连环阵，就用一些石头困住陆逊的几十万大军。在千钧一发之时，就是这个黄承彦突然出现在八卦阵内，把东吴大将陆逊及几十万大军领出阵外。他破了诸葛亮的连环阵，救了几十万条性命。

　　这里有一段笑话，是调侃诸葛亮与黄硕的。笑话说诸葛亮与黄硕成亲是黄承彦做的大媒。说黄承彦破除世俗观念，自己找到诸葛亮门上，问：“听说你正在选媳妇，我有丑女，黄头发，黑皮肤，想嫁给你，你同意不?”诸葛亮二话没说，答应了。黄承彦敲锣打鼓放鞭炮，亲自把女儿送到隆中。

　　其实，诸葛亮对于黄承彦的道德文章，早已有所了解，而对于黄硕的基本情况似乎也略有所闻，所以，诸葛亮便答应了这桩婚事。也许，黄承彦看透了他的心思，认为诸葛亮对于大家闺秀与美貌佳人都不屑一顾，就是志在定国安邦，所以淡泊寡欲。

　　他需要的是一位才德俱备的贤内助，而不是出身名门望族的美貌女子。因此黄承彦才敢不揣冒昧，当面替自己的女儿说亲，来了个毛遂自荐。

　　话说回来，诸葛亮看似随便的一答，实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事实上，不是黄承彦把女儿送过来，而是诸葛亮亲自前往黄府提亲。对诸葛亮的到来，黄承彦是做了充分的准备，老早就吩咐家人：“只要诸葛相公一到，不用通报，请他直接登堂入室。”

　　传说，诸葛亮来到黄家，兴冲冲破门而入。突然，堂屋两廊间突然蹿出两条猛犬，直扑诸葛亮。里厢闻声而出的丫环连忙朝两只猛犬“叫停”，并上前用手拍打猛犬的额头，霎时两头猛犬就停止了扑跃之势。

　　那丫环再把它们的耳朵拧一下，两只凶猛的猎犬竟然乖乖地退到廊下蹲了下来。诸葛亮仔细一看，原来两只猛犬都是木头做的机械狗，不禁哈哈大笑。

　　黄承彦也哈哈大笑迎接诸葛亮。

　　诸葛亮盛赞两只木犬制作神奇。黄承彦说：“木犬是小女没事时闹着玩的，不想让你受惊了，真是抱歉得很啊!”

　　诸葛亮环顾四周，见壁上一幅曹大家宫苑授读图。黄承彦立即解释：“这画是小女信笔涂鸦，见笑了。”

　　黄承彦又指着窗外如锦繁花说：“这些花花草草都是小女一手栽培、灌溉、剪枝、护理的。”

　　诸葛亮把黄硕娶回家门，他的邻居们以貌取人，讥讽道：“莫学孔明娶个丑媳妇。”他们哪里知道，诸葛亮看到木犬、图画、花草时，早已把黄家闺女的模样与才干，在内心深处凭着想像绘出了一幅轮廓鲜明的画，他知道这就是他追求的目标;相见时，他心花怒放。这会儿，正庆幸自己娶到了一位贤德的媳妇呢。

　　黄硕到诸葛亮家后，种地做饭，里里外外的粗活儿与琐事，都处理得妥妥帖帖。诸葛亮自然是身受其惠。

　　诸葛亮爱交朋友，像博陵崔州平、汝南孟公威、颍川石广元及徐元直等人经常到来喝酒作诗，谈论国事，这位丑嫂嫂做饭烧酒，非常热情。原来朋友们看着丑媳妇，心里总感到别扭，而通过她亲切的照顾后，人人都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

　　久而久之，来人对诸葛亮媳妇的态度逐渐改变，从卑视到漠视，由漠视而重视，好感油然而生。诸葛亮是个要面子的人，见朋友们高兴，心里自然高兴。

　　美，其实是一种感觉。尽管外人只认为诸葛亮的媳妇貌丑，又哪里知道她还是一个具有另一种“内在美”的女人呢?有这样一段记载：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朦胧的灯光下，丑女媚态百生，在光的陪衬下，诸葛亮居然感觉到这个小妇人有一种令他销魂蚀骨的风情。

　　《三国演义》描写诸葛亮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威震中原，发明了一种新的运输工具，叫“木牛流马”，解决了几十万大军的粮草运输问题，这种工具比现在的还先进，不用能源，不会造成能源危机;发明“连弩”这种新式武器，克敌制胜，魏国大将张部就死在这种武器之下;为避瘴气而发明了“诸葛行军散”、“卧龙丹”等，实际上这些都是他媳妇教的。

　　要说诸葛亮对蜀国贡献大，那是大家都知道的，而黄硕的贡献也实在不小。

　　刘备三顾茅庐后，诸葛亮跟着刘备出生入死，他的丑媳妇常带着幼儿诸葛瞻，守在隆中的家中等候佳音。位居丞相夫人的黄硕曾在隆中带领家人，在宅前宅后植桑八百株，以倡导蚕丝的生产，推动当时社会发展蚕丝业;黄硕又是一代有名的教育家。

　　诸葛亮身为丞相，贵为武侯，忧劳国事，日理万机，教育子女的责任自然全部落在他这个丑媳妇的身上。儿子诸葛瞻后来奉命镇守绵竹，邓艾兵临城下，诸葛瞻不受威胁利诱而壮烈殉国，孙子诸葛尚也同时殉国。

　　晋代一统天下后，曾诏诸葛亮的第三个儿子诸葛怀到洛阳封赠显爵，诸葛怀婉言谢绝。可见诸葛亮的遗训和诸葛夫人的教育的功效。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然而不管大江如何东去，淘尽了千古风流人物，但历史上的一些人却总能与日月争辉，辉映千古。诸葛亮的大智大慧被世人称道，然而他对丑女人终一不二，谁解其中味?

　　三国演义：诸葛亮的丑妻为什么上了关羽的船?

　　刘备集团和夏侯惇军团在博望坡附近发生了一次规模不详的接触战，双方兵力对比疑似数万左右(此数据为推理无明确史料支持)，刘备军团在荆州牧刘表的支持下，在疑似新得谋士徐庶的指挥下，竟然大败夏侯惇军团，曹操震怒，在基本摆平北方后，统率大军浩浩荡荡南征荆州。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面临如此重大压力，刘备集团采取了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一、战前荆州局面刘表空降为荆州牧后，在蔡氏和蒯氏两大家族的支持下整合出十余万大军，基本荡平荆州，成为鲁肃眼中的三大最具实力诸侯之一(《鲁肃传》)。

　　但实际上，荆州内部并不平静，蔡、蒯两大豪强把持了荆州的局面，成为左右荆州对外对内政策的力量。

　　流亡北士徐庶、诸葛等以及心存汉室的伊籍等人为一派，刘备到荆州后，和这一派很自然的融合到一起，成为坚定的抗曹派。还有一派为墙头派，领袖当然是刘表父子三人，墙头派武将以襄阳名将文聘为代表。

　　几派之间的内讧，造就了一个奇观，坐拥十余万大军的荆州势力，在曹袁官渡大战中，冷眼旁观，毫无作为。刘备屯驻新野县和文聘部队一起负责防御曹操(《文聘传》)，博望大胜夏侯惇，刘表将樊城防务移交由刘备负责，并将一万水军调归刘备，关羽毫不客气地开始.

　　二、刘备集团在如何取荆州上内部意见相左刘备对诸葛的总体方案相当的认可，但是在如何获得荆州的途径上，刘备固执己见，那就是刘备指望再度发生陶谦三让徐州的事情，也就是说，天上会第二次往下掉馅饼，确切的说，这馅饼是直奔刘备的头砸!

　　具体的迹象也确实有，我们在《抓的为什么是徐庶他妈?》一贴中已经提到了有好几条史料支持刘表想将荆州托付给刘备。最明显的是刘表病中推荐刘备为荆州刺史(《先主传引英雄记》)，病重时又说：我死后，你接荆州(《先主传引魏书》)。

　　不幸的是，这回天上没有往下掉馅饼，而是往下掉砍刀!我们来对比一下徐州和荆州的特点：徐州是个相当富庶的大平原，但是强敌环伺，北部毗邻青州，西部接连兖州和豫州，南部紧挨着扬州，属于兵家必争之地。

　　本身民众享乐意识重，尚武精神较差，其武装力量东拼西凑，数千精锐部队居然是丹阳兵，我们知道丹阳郡处于徐州和扬州交界的丘陵山区，属于扬州管辖，而这个丹阳兵大多来自山民，完全就是外地兵，由徐州富豪们请来看家护院。

　　徐州本身毫无对抗曹军的意思，因陶谦拍错马屁，阴差阳错得罪了曹操，惹得曹操两番屠城徐州，徐州城头变幻大王旗。在曹操气势汹汹一路屠城而来的时候，刘备就被徐州巨富们拉来抗曹，等曹操气消的差不多的时候，徐州里应外合顺利投降了曹操。

　　让我们意外的是，徐州地界上居然还出了两大超级巨星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但是，我们说刘邦成功的根本靠的却不是徐州班底，项羽也一直以荆楚人士自居。而作为富庶之地出生的不事生产的小混混刘邦，执政以后，多采取宽民、富民政策。

　　总而言之，徐州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因素都导致易攻难守，下作的吕蒙有更精准的判断(《吕蒙传》)。

　　荆州，史称荆楚之地，是英雄豪杰辈出的地方，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就是代表。诸葛的《隆中对》讲的很清楚，荆州的地理位置相当的优越，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用武之地。

　　我们来看看原文是怎么说的：“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於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传》)。刘备顿感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诸葛已经说的很明确了，荆州是个用武之地，但刘表不能守，这是上天资助你刘备啊。

　　诸葛的意思很坚决，必须拿下荆州。诸葛出山后的第一次谋划就是建议在刘表眼皮下的新野县周边大量招收北方来的流民，整编为军队，并精心训练，诸葛从来就没有指望过刘表。

　　三、蔡氏蒯氏突然动手，刘备和平接管荆州的计划全部泡汤曹操大军南征的消息传到荆州后，蔡氏、蒯氏家族暗流汹涌，先成功“病死”刘表，撇开长子刘琦，忽视荆州刺史刘备，迎立刘琮为荆州牧，秘密遣使降曹，意欲假手曹军，打垮北部防曹屏障刘备。

　　在这危难时刻，刘备军团是怎么应对的?刘备是怎么想的?立刘琮没有关系，襄樊一线由荆州刺史刘备和荆州牧刘琮防御，夏口方向由江夏太守刘琦防御，双方成犄角之势，江夏力量稍弱，但由襄樊快速出动水军，顺流而下援助夏口，抵御北方旱鸭子曹军，也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刘备突然听说刘琮被逼已经悄悄遣使降曹了，蔡氏和蒯氏下一步必然有小动作，原来的防御计划全部作废。

　　不要说和平接管荆州了，就是自己这点力量很有可能被南北夹击，包了饺子，刘备军团慌忙决定从樊城南撤，主力跟随刘备渡沔水、向南奔江陵，另一路由关羽走水路，也奔江陵汇合。问题出来了，家属跟哪一路走?哪一路速度快?我们说，刘备军团的一笔大糊涂账出来了。

　　四、从樊城到江陵陆路快于水路我们看看整个荆州地图，把襄阳、江陵和夏口;连接起来的线路是一个上下扁，左右宽的字母D，上点是襄阳和樊城，襄阳和樊城隔沔水相望，下点是江陵，右弧线中点是夏口，沔水从樊城和襄阳中间流过，一路向西南流到夏口汇入长江。

　　襄阳和江陵之间的中点是当阳县，对应右边弧线的沔水西岸是汉津港，长江由西向东流经江陵，到夏口和沔水汇合。

　　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因素制约关羽的水军速度，那就是从樊城到夏口是顺流，而从夏口再到江陵却是由东向西在长江中逆流，速度大打折扣。

　　我们从以下三个方案来讨论当时的刘备军团的动向，无论哪个方案，都是关羽的水军船只将刘备主力部队全部输送到沔水南岸后，才能出发，否则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关羽的水军顺流而下，居然还能在汉津港碰见刘备一日十二里行军的溃败人马。

　　方案一、家属全部上关羽的船。这个方案，走陆路的就全部是主力部队了，路过襄阳，让襄阳城墙上的人一看完全就是要夺取襄阳的态势了，而这个方案恐怕就是诸葛最希望的方案，但却是刘备要刻意避免的，从刘备一贯的仁慈做法来看，他已经在荆州遍施仁义，取得了荆州百姓的人心，从刘备的内心来说，他不能也不愿意给荆州人造成前来争夺襄阳的印象。

　　另一个事实部分是家属无法全部上关羽的船，问题出在关羽船队的装载能力，只装家属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刘备军团的高层在荆州六年多，积攒的财物不可能抛弃，这些至少需要手推车或者骡马拉运的财物能不能和家属分开行动呢?以中国人的秉性，难度较大。

　　方案二、家属全部跟随刘备走陆路。这个方案，就意味着把关羽的水军当作重要的军事力量来使用，如果采用这个方案，就要求关羽的水军尽快到夏口，通知江夏太守刘琦，然后逆流赶到江陵，占据江陵，部署防务，甚至部队北上接应刘备，这个方案应该是个完美的方案，既照顾了刘备不愿和刘琮开战的心理，也确保了能够和曹军抗衡的江陵资本，同时关羽也正好具有这样的能力。

　　这么完美的方案为什么没有采取?我们说，完全是因为从夏口到江陵的逆流行船，在古代的船只纯人工动力来说，逆长江而上，其速度可想而知，不幸的是，这段距离并不短。

　　方案三、诸葛的家属为什么上关羽的船?这个方案却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方案，这个方案出现了刘备和诸葛都没有想到的意外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大批襄阳中下层官员和群众蜂拥出城，携家带口跟随刘备一起南逃江陵。

　　这个时候，诸葛建议拿下襄阳(至于这个建议是否在襄阳百姓开门之前并不影响效果)。我们说，自打诸葛出山辅佐刘备以来，诸葛一直就有夺取襄阳的想法，这不仅是诸葛隆中对的第一大战略方案，更是诸葛的投名状。

　　蔡氏和蒯氏不仅是刘备的敌人，更是诸葛内心中的毒瘤，诸葛以27岁的年龄，蔡氏和蒯氏的裙带亲戚，居然没有出仕?有人说诸葛在等待刘备，那是屁话。如果刘备一直不到荆州来呢?刘备在诸葛21岁的时候来到荆州，直到208年，六年以后，诸葛才出山。

　　诸葛为什么要娶黄承彦的丑女呢?诸葛的大姐为什么嫁给蒯家的房陵太守蒯祺(这个房陵太守很有可能是曹操来荆州后就任的)呢?因为这是行贿以外，唯一的出仕途径，尽管这样，蔡氏和蒯氏依然不为所动，没有请27岁的诸葛担任哪怕是县一级别的公务员。

　　以诸葛流亡北士的后代，十几岁的少年能活着到荆州，买几亩地种着养活自己和弟弟都不错了。所以我们完全能够想到，诸葛对荆州两大豪强左右刘表的现状非常的清楚。

　　我们还可以从很多史料线索中知道，刘表表面上对流亡北士们是不错的，如刘表、刘备和流亡北士许汜的畅聊，参见《抛弃刘备的顶级谋士们》中的陈登部分。

　　为什么刘表实际上并不使用流亡北士?因为这些人有重归故里的心，这需要北伐才能实现，这些想法是和蔡氏和蒯氏土着豪强的心理是不一致的，所以蔡氏和蒯氏可以和流亡北士联姻，但是绝不会把重要岗位交给流亡北士，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有那么多民众离开襄阳参加刘备南逃。我们还可以发现为什么孙权军团抗曹意志明显?因为孙权重用大批流亡北士，甚至在晚年大肆清洗扬州土着士族，大力提拔流亡北士后代。

　　可惜的是，诸葛仅仅停留在了建议上，刘备以不忍心的理由拒绝了这一建议，其实我们可以推演一下，如果刘备采取诸葛的建议，以张飞、赵云、陈到、刘封四将带兵冲进城去，攻城最大的难度就是攻破城门和城墙进城。

　　千载难逢的进城机会就在眼前，我们说拿下襄阳城，完全不在话下，以蔡氏和蒯氏的平常为人，有多少兵将会听这两家的话?就是襄阳名将文聘，负责荆州北部防御的大将也心存汉室，就是说和两大家族都不是一路人。

　　拿下襄阳后，立即组织荆州水军在沔水布防，曹操不要说能闪电打到襄阳城下，恐怕连沔水都过不了，因为，沔水北岸的船都被关羽带走了，南岸的水军又被刘备控制住。

　　这个计划毫无疑问在诸葛的脑海中走过无数回了，恐怕只有襄阳百姓主动打开城门外逃，城外的部队可以直接进城这点，是诸葛做梦也想不到的机会。这个天神相助的机会刘备竟然没有当回事，徐庶和诸葛两大谋士当即喷血数尺。

　　五、有网友急了：有哪一点史料说到诸葛的家属上关羽的船了?

　　确实没有，但是我们知道，刘备在徐州舍弃家属逃窜的经历不是一回两回了，曹操五千骑兵在当阳县追上刘备部队，大肆砍杀，刘备、张飞、诸葛等数十人骑马逃向汉津港(《先主传》)，刘备妻甘氏和一岁左右的儿子刘禅都需要赵云去找(《赵云传》)，而曹军偏偏只抓住了徐庶的母亲(《诸葛亮传》)，而放过了刘备的妻儿?放过了诸葛的老婆和弟弟?为什么徐庶能够知道母亲被抓?我们说，曹操听了荀彧的劝告后，肆意屠城的毛病改了不少，但是大家放心，奸雄曹操根本没有彻底改掉屠城毛病的意思。

　　曹操亲自率领五千精锐骑兵，以襄阳名将文聘为向导长途奔袭当阳县的任务就是三点：一是打垮刘备;二是刘备数十骑败向汉津港时，南下抢占重镇江陵(曹操已经知道关羽船队的方向也是江陵);三是骑兵小分队留下来甄别家属，抓住家属的重点是徐庶的母亲，诸葛的家属，当然还有刘备的家属。这次军事行动的任务绝对不会有屠杀群众(曹操后续屠城的特点是反复叛乱的地方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惊魂稍定的百姓很放心的配合了曹军，指认了刘备军团将领和谋士的家属在哪儿，并帮助迅速散播徐庶的母亲被抓的消息，曹操需要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曹操居然优先去抓徐庶的母亲，原因参见《为什么抓的是徐庶他妈?》一贴，而神话般的放过了赵云，如果诸葛的丑妻和弟弟诸葛均在，曹操会放过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俩?徐庶的母亲被抓了，这件事很顺利的传开了，徐庶自然很快就知道了。

　　网上有神贴说，诸葛的丑妻和弟弟诸葛均都在襄阳附近的隆中没有参加南逃江陵，是诸葛在赤壁之战后才接到江陵去的，甚至更有神贴说，刘备拿下益州后，诸葛才接走家属，并以此来证明诸葛瞻为什么生的那么晚。这种神贴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要说有疑问，疑问应该在诸葛的丑妻和弟弟都是年轻人，体力好，应该走陆路，徐庶的母亲岁数大，应该上船走水路，这个很好理解，徐庶的母亲至少是躺在手推车上，不会走路。而诸葛的丑妻和弟弟在关羽的船上，张飞等将领的家属也会在船上。

　　这些正说明了，熟知荆州地理的诸葛知道水路到江陵慢于陆路，而诸葛从樊城出发的时候就有突袭拿下襄阳的计划，张飞等核心将领也知道南下江陵不是唯一的方案。

　　有刘备和徐庶等人的家属随同军团一同路过襄阳坐掩护，突袭襄阳就会有更大的成功把握。

　　征战大半生的刘备居然放过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居然会让老婆和婴儿跟着自己走陆路;一生遭遇无数次背叛的刘备竟然不知道，投降的人会给曹军提供渡河的船只;被打垮过无数次的刘备难道不知道，先急速南奔确保江陵，然后再派兵来收容百姓也是一个保护百姓的办法?我们实在是想知道，这个刘备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这么不要命的假装“仁慈”吗?这种“仁慈”是不是蠢的离谱?

　　徐庶确信：确实蠢的离谱，对不起，我先闪了。诸葛心想：我的投名状想纳都纳不成，大哥诸葛瑾，你等我最后博一下，博不成，我就去你那儿。于是，诸葛在夏口见到了丑媳妇和兄弟诸葛均。

　　光绪、慈禧死后，社会上关于袁世凯弑君之说喧嚣。有一京报说光绪死时留五百字的遗言要杀袁世凯。佐藤铁治郎说：“奈其后谣言纷起，君臣之间势难融洽。”为此载沣开始解决袁世凯去留问题。几天后，庆王府告之“将对袁不利”的消息，袁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计可施。“时大有草木皆兵之势”。

　　袁世凯是个如假包换的军人，在袁之前，中国其实没有真正的职业军人。几千年来都是秀才带兵打仗，明清的总督不单是地方政府行政首脑，还兼任军区司令，公检法一肩挑。

　　和日本打甲午战争，人家天皇在广岛大本营里与参谋部策划于密室，制订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据说连被中国人打败后，逃到西伯利亚的退路都设计好了。中国人却只顾满足于口水抗日，让那些“爱国诗人”写些慷慨激昂的对仗诗句，讽刺挖苦日本人。认真的军事准备却一样没有，结果可想而知。

　　袁世凯没进过军校，但是业余爱好兵事。据说做政府部门文员时，人家吟诗作画，吟风弄月，他却一个人在那里捯饬兵家那些个事儿。同事们笑他，他却死不悔改。

　　练兵，练新式军队，这在袁世凯去小站前已经有几人干过了。

　　袁世凯不是第一个，却是最成功的一个。

　　袁世凯是在1895年接下不大熟谙军事的文官胡燏棻的练兵摊子，来到小站的。

　　小站在天津咸水沽南约10公里。甲午战争之后，袁世凯奉旨在此督练“新建陆军”。

　　刚干了一年，1896年4月，监察御史胡景桂参奏袁世凯“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以及用人“论情面大小食鬼遗多寡”等多条罪状。

　　袁得到被参劾的消息，感到十分懊恼：“两旬来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军事实无心详述。”

　　不久兵部尚书荣禄邀其幕僚陈夔龙随行，奉命前往查办。亲历此事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称：

　　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指荣禄)默识之。谓余曰：“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余谓：“素不知兵，何敢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文忠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荣禄回京后指令陈起草覆奏稿。陈建议拟“请下部议”。荣说：“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

　　就这样，为袁军军容所动的荣禄以所参各节“查明均无实据，应请勿庸置议”，将袁世凯的各控罪一笔抹掉，而且吹捧袁说：“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

　　由于荣禄的庇护，袁不仅没有被问罪，反而受到清廷的慰勉。这对袁世凯来说是多大的恩情啊!后来谭嗣同要袁世凯杀荣禄，这是他们不了解荣袁之间的这段生死之交。何况，袁一直标榜自己是新派人物中的稳健派，有意和康有为保持一段距离呢!

　　荣禄没看错人，袁的确是练兵的里手。袁练兵有理论：“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训以开其智识，固其心性;练以增其技艺，增其材力。”

　　一次闲谈，张之洞问袁世凯练兵的秘诀，袁世凯说：“练兵事看似复杂，其实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从就吃刀。”

　　袁世凯说得轻巧，练兵没这么容易，君不见蒋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要什么没什么，他这个校长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自杀。

　　以上所有各点，都是在就事论事，其实军人袁世凯自己都想不到的是，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谓军人理政。从袁世凯始，职业军人成为主宰中国政治舞台台前幕后的主角。其最响亮的口号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等于间接否定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官体系。费正清对此有专门论述：

　　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于原有的儒生—农民—手艺人—商人范围之外，军人有了新的社会地位;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取得了过去只给儒生保留的一些特权。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世今缘

　　据报道，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上，毛泽东建议与会者共同演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由他来亲自领唱。可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自己领唱的歌曲，却最早来自于袁世凯。

　　据刘华清将军回忆：这曲子最早是他们从鄂豫皖苏区的民歌《土地革命完成了》改编而来，但该民歌的曲调来自于冯玉祥的《练兵歌》;冯玉祥五音不全，不通曲律，这《练兵歌》的曲调是照搬张作霖的《大帅练兵歌》;张作霖胡子出身，和音乐八竿子打不着，他也是转抄了张之洞的《大帅练兵歌》;张之洞更不是曲作者，这曲调原来是南北秋操时，从北洋袁世凯的《大帅练兵歌》学来的。

　　这样毛泽东和袁世凯对上了。其实，政治思想工作不是毛泽东首创的。老袁也做。

　　袁世凯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委托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做的。这徐世昌就是后来部队政委和美军随军牧师的鼻祖，文宣工作是他的分内事儿。

　　徐翰林果然了得，于诗文书法绘画外，还写得一手好打油诗。经过袁司令的修改和首肯，中国军队最早的政治思想工作歌曲诞生了。

　　《大帅练兵歌》

　　朝廷欲将太平大局保，

　　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

　　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

　　第二功课要靠官长教。

　　第三行军莫把民骚扰。

　　我等饷银皆是民脂膏，

　　第四品行名誉要爱好，

　　第五同军切莫相争吵。

　　……

　　徐政委写好歌词，缺少曲子。没办法，中国文人历来是只填词不作曲的。人家不屑作曲也不会作曲，更没听说有作曲这一行。

　　徐天天听兵营里的德国教官依依呀呀地哼着小调，便多了只耳朵。听着听着，感觉有点儿意思，特别是那种进行曲最让老徐提气。

　　于是老徐做了中国文人中第一个弃《念奴娇》曲牌于不顾的开山祖，选了首普鲁士军歌《德皇威廉练兵曲》的曲调来为他的《大帅练兵歌》填词。

　　这下徐世昌牛大了!

　　他没想到，这首与军区司令袁世凯合作完成的歌曲，不但成了革命和“反革命”军歌的蓝本，还成了我们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最让人记住的两首歌曲曲调之一。(另外一首是《国际歌》)

　　而且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上，袁世凯、徐世昌带入中国的这首普鲁士风格的曲调，被东道主美国的吹鼓手们演奏成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进场的行进曲!更不可思议的是，当中华台北队入场时，伴奏的乐曲却还是这首歌的曲调。

　　袁卷入了后慈禧时代的权力斗争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载湉因病在北京瀛台涵元殿逝世，享年38岁。

　　仅仅一天之后，慈禧太后也因病去世。

　　与此同时，以袁世凯为首的篡国夺权集团加快了他们反清阴谋活动的步伐。

　　霹雳一身震天响，1909年1月2日，英明的摄政王载沣一举粉碎了袁氏反国集团。

　　从随后朝廷发布的诏书中得知，袁世凯背着清朝中央政府和美帝国主义密谋什么“互派大使”的勾当。

　　为了体现朝廷的“给出路”政策，清廷根据“其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将袁世凯永远开缺回籍。袁世凯夹着尾巴灰溜溜地离开首都北京，溜回了他的河南老家。

　　似曾相识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从古到今，不管用什么话语，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

　　伴随一个大人物的消失，一定会有一次剧烈的变动，我们称之为能量释放。就如同地震是地下能量长期积累的瞬间释放一样。

　　这两个月来朝廷很吊诡。

　　要么不死，一死就是成双成对。成双就成双，双双死去的却是一对政治上的死对头。更加蹊跷的是两人的死，中间只隔了20小时。(光绪前一天傍晚，慈禧后一天午后1点。)

　　最不敢相信的是慈禧临死前还从“死对头”的亲弟弟家中又找了个“接班人”。难道慈禧老糊涂了，不知道弟弟会为哥哥报仇，不知道亲弟弟会调查她“毒死”哥哥的事儿?除非“谋杀”一说子虚乌有，否则就是慈禧老糊涂了，杀了人家的哥哥还让人家弟弟当道。

　　为什么慈禧找载沣当这个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涛另有一说：

　　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沣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决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光绪帝虽先死去，她仍然贪立幼君，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谋杀”一说在当时就很喧嚣，以至于引起大洋彼岸《纽约时报》的掺和。1908年11月17日，慈禧死后2天，该报发表评论：没有证据显示是谋杀。

　　怀疑皇帝和太后死于谋杀的谣言四起，尽管如此，至今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他们是非正常死亡的。皇帝已经被病痛折磨了很长时间，在他的后半生一直处于身体虚弱的状态。慈禧太后多年以来肩负着治理国家的重任，在最近的几个月中她的健康每况愈下。11月3日太后的生日庆典过后，她的肺充血引起了高烧。

　　负责诊治皇帝和太后的医生们表示，这两个人的身体都遭到了极端天气的侵害，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认为用现代的医药进行治疗会取得一定的效果。

　　慈禧太后在死前颁布诏书追封自己为“伟大的皇太后”，并且指定光绪的皇后叶赫那拉氏成为新太后，由溥仪继承光绪的皇位。

　　关于有人谋杀光绪帝，康有为最起劲，在东南亚的槟榔屿，他会见记者，说“证明前皇帝的死与袁世凯有关”。

　　《纽约时报》槟榔屿，1月8日——今天在一次访谈中，1898年变法失败后被从北京驱逐的着名中国改革家康有为宣布袁世凯已经被结束了高等职位。原因是他在前皇帝的死亡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并且袁世凯可能会因为与此事有关联而被审判。

　　全世界都闹得沸沸扬扬，载沣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指控”。如果这些“指控”针对的是王世凯或李世凯，这只是每天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成千个“指控”之一，本来中国人就不团结，有了利益纠葛更是如此。摄政王载沣会一笑了之。

　　可是这是袁世凯，一个手上掌握着呼风唤雨能力的人啊!

　　朱东安教授的这段话很准：

　　对满洲贵族来说，更为糟糕的是，咸同时期湘淮军虽称盛一时，但湘淮军外尚有八旗、绿营、练军等武装力量。

　　就湘淮军而言，亦有曾、左、李、刘等诸多派系，相互牵制。而到了北洋军时代，八旗、绿营、湘淮军、练军都已退出历史舞台，新式陆军一统天下。

　　只是新军的编练，虽然遍地开花，风行一时，清政府也打算在全国建立三十六镇新式陆军，但直到武昌起义爆发也没有完成这个编练计划。其初步成军的部队虽有二十几镇，但真正练成者仅直隶六镇七万人左右，湖北一镇一协一万八千人上下。其他各省皆未练成。

　　且北洋军全部德国装备，由德国军官训练，精锐冠绝一时，非他省新军所可比。

　　此时，李鸿章、刘坤一早已去世，张之洞也已年老体衰，致使军界、政坛都一时成为袁世凯一枝独秀的局面。

　　这样，那拉氏往日对付湘淮将帅的那些法术，也无所施其伎了。

　　瞧，慈禧太后到了晚年也拿袁世凯没辙。这已经成了一个人数只占整个国家总人数1%左右的满清统治集团的一块心病。《载沣罢袁》这出戏很中国：

　　光绪在被囚禁期间，每天在纸上画大头长身的各式鬼形，写上“袁世凯”三字，然后撕成碎片。

　　又经常画一乌龟，龟背写有“袁世凯”三个字，然后贴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射烂之后还不解气，还要再取下来剪碎，“令片片作蝴蝶飞”。

　　更玄乎的是，还有人说光绪临死一言不发，唯用手在空中写了“斩袁”两字。

　　光绪在临终之前一天，嘱托亲弟弟载沣一定要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雪恨。

　　呜呼，中国的历史往往和说书、演义、武侠小说纠缠在一起。也难怪，由于诉说对象大多是引车卖浆者流，非用点儿猛料不能震住“看官”。

　　所以，看历史，必须要用常识判断史实。更何况，浩淼史料前，咱也不能指着老祖宗的那支笔。

　　都说载沣懦弱，其实他在开缺袁世凯的事儿上做得还是很到位的。26岁的小伙子，一上来就干得这么漂亮，着实难得。

　　载沣先将袁世凯定性为“擅自与美国谈互派大使事宜”的外交错误。要知道，外交无小事，事事是大事。从外交上下手，可大可小，载沣便有了主动权。另外，朝廷同仁认为外交是老袁的强项，先杀杀他的威风，给他一个下马威，也算给14级，五品以上的干部开一个吹风会，让大家重新站队。

　　然后交张之洞等军机大臣廷议，民主集中制，这可是咱们中国老祖宗的集体智慧啊，行之有年了。

　　接着根据清廷的惯例进行处理，体现载沣没有公报私仇，是“按律办事”。

　　处理时对袁世凯本人“给出路”，并且派员去北洋，充分肯定绝大多数北洋同志是好的，中央充分肯定前段时期的辛勤工作。对冯国璋要求调离领导岗位的请调报告，中央不予考虑，并给予记一等功一次的嘉奖。

　　事发后，外国媒体纷纷发表评论。这是第二天《纽约时报》相关报道的标题：

　　给袁世凯的诏书据信出自满族当权者的阴谋，惧怕革命性的暴乱，放逐袁世凯的理由是“腿患风湿”——其职位由那桐接替。《纽约时报》一个月内发了十多条袁世凯被开缺的消息和评论。实际上，事发当天就登了长长的文章：《中国一代枭雄，现代军队组织者》。

　　大清国人有点儿风吹草动，外国人就抽风。

　　袁世凯这次真给吓着了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此时的袁世凯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

　　这回，袁世凯不仅下野开缺回籍，还被奉步军统领衙门之命前来护卫实则监视的袁得亮一步不离地跟上了。但袁得亮此人生性愚蠢，又不通文墨，而且贪财好利。

　　袁世凯对他周密照顾，与他拉上了宗族关系，大量奉送金银财物投其所好，“将其拉拢下水”。

　　袁得亮不仅把每月向步军统领的报告交给袁世凯的幕僚捉笔，还把肃亲王派密探到河南的消息也如实相告。

　　袁是个要面子的人，遇到此等不风光的事儿，和众人玩起了“躲猫猫”。谁想到，在去天津避难时，还是给英国人“海鲁君”撞到了：

　　头等车内仅三数人，我找了一处近暖气的地方坐定。

　　这时上来一人，穿的很朴素，毛发有点儿鬓白。他的随从甚多，坐处与我相对。

　　我见其仆人给他放下一束新闻类报纸，他立刻拿起来翻阅，两点二十五分，车过丰台，他阅报已有四十分钟左右，还端坐不动。

　　这时有仆人又置些酒类于茶几上，车上的仆人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他。

　　我用英语询车上的检票人，知道这是清国军机大臣袁世凯。

　　四点三十分，车到老龙头，袁下车，即乘一华丽马车往西行去了。(编自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

　　根据相关资料，我们回放整个事件的过程：

　　1908年底，慈禧死前问之于军机大臣立储之事。别人一言不发，袁说：“国家多事之秋，宜立长君以主社。但事关重大，应候庆王回京，再行决议。”

　　光绪、慈禧死后，社会上关于袁世凯弑君之说喧嚣。有一京报说光绪死时留五百字的遗言要杀袁世凯。佐藤铁治郎说：“奈其后谣言纷起，君臣之间势难融洽。”

　　为此载沣开始解决袁世凯去留问题。

　　几天后，庆王府告之“将对袁不利”的消息，袁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计可施。“时大有草木皆兵之势”。

　　1909年1月2日，袁世凯往内廷，走到殿廷的时候，早被买通的当值太监将他拦住，偷偷地对他说：“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宜早筹自全之策。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能得知。”

　　袁世凯惊慌失措地回了家，然后在张怀芝的保护下前往天津。

　　袁到天津，先至德国饭店，饭后至袁世凯亲信、直隶总督杨士骧衙门，住署后花园。杨士骧带来了北京的消息，说“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听后长舒了一口气。

　　其眷属于是日晚车亦到天津，住德国饭店。

　　第二天早车，袁世凯复回北京，其眷属乘午车亦回京。“闻其来天津，一则与杨士骧有密商事件，一则支取银行存款，汇往河南。至其眷属来津，实因惶恐所至。”

　　同一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上谕：“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钦此。”

　　后，杨士骧和自己家的所有人打招呼，切不可说袁住署内。哪知道他的仆人还是告诉了外人。

　　袁回家后，袁世凯幕僚张一鏖已经逃避。袁家仆人见张逃，亦皆惶惶。后有问张何故逃避。张谓：袁宅内藏有快枪数百支，如果被缉出，其祸还了得?我等每月只得若干金，都是我们以心血与文字换来，无什么交情可言，怎么能与他共祸?问其知袁宅中藏此利器干什么用?张曰：我怎么知道他的心思!

　　三天后的清晨，风萧萧，京城寒，袁世凯即携眷属回籍。

　　送行者寥寥无几，只有杨度和学部侍郎严修等数人送至车站而已。袁说：“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

　　这一次真的把我们的袁大将军吓着了，一夜间将军老了。回到河南后，暂居河南汲县马市街。后来成为袁之亲信的王锡彤，第一次去拜访他，看到“袁公方五十一岁，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人”。

　　自此摄政王完胜，袁世凯尽败。

　　顾顺章

　　话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班师回营，中央苏区广大军民沉浸在一片喜庆气氛中。这时上海的中共中央却发来电报，解除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权;命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亦简称中革军委)主席团，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机构;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也被免去，复由项英担任。

　　原来第一次反围剿前，中央苏区没有一部电台，苏区和中央的联系全靠交通员，来回一趟，至少要半年的时间。第一次反围剿缴获了张辉瓒的半部电台和谭道源的一部电台，但功率只有十五瓦，无法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联系。第二次反围剿缴获了公秉藩的一百瓦大电台后情况就不同了。东固战前，毛泽东就从监听中知道这部电台功率大、信号强，嘱咐部队务要完整地把电台缴过来。红军指战员遵照命令，把这部大电台连人带机器缴了过来。这时周恩来从上海派来的机要干部伍云甫、曾三等人已到中央苏区，毛泽东立即命令他们用带来的密码跟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电台联系。公秉藩的这部大电台果是好使，一下子和上海电台联系上了，上海--瑞金的无线通信渠道开通了，毛泽东向刘寅等人表示热烈祝贺。

　　在上海中共中央驻地的王明得到电台报告，知道已和中央苏区联系上了，也是非常欣喜。王明本名陈绍禹，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学校组织了号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宗派。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掌握了中共中央实权。他上台后，急于同中央苏区联系，但那时红一方面军正在反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没有电台，只好派任弼时、王稼祥等人作为中央的代表去中央苏区指导工作。由于红一方面军已成为全国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部队，王明起初想把毛泽东拉过来，提升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革军委主席。但他慢慢发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有自己的一整套看法，同自己的看法往往相左，但苦于无法及时向中央苏区下达命令。现在好了，红军缴获了公秉藩的大电台，又和上海中央的秘密电台沟通了联系，王明便很方便地左一道命令，右一道命令，把率部夺取这部大电台的毛泽东的军职给免了，调他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和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即国家总理)。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民主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就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时中央来电，通知苏区中央局，王明被中央任命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已于10月动身赴莫斯科，博古担任中央总负责，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通信还没有结束，上海电台忽然没有了信号，任凭刘寅怎样呼叫，但收报机里一片沉寂。

　　原来中共中央出了大事，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面临着被捕的危险。党的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蒋介石知道周恩来就在上海，但就是抓不住他们。他把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找去大骂一通，限令他必须尽快破获中共中央机关。徐恩曾挨了一通骂，垂头丧气地回来。这天恰巧是星期六，他把机关事务交代给秘书钱壮飞，循例带好密码本，坐夜车到上海玩去了。南京虽是首都，但若要销魂，还得到上海去。是晚，徐恩曾登上上海最高的建筑--国际饭店的顶层，眺望着灯火闪烁的夜上海，真想大喊一句，周恩来，你们到底藏在哪里?

　　徐恩曾料想不到，周恩来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而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关向应就是从他的手心里逃走的。原来周恩来考虑到上海复杂的政治形势，为了保护中共中央机关和重要领导人，特地设立了中央特科，由顾顺章和陈赓负责;还建立了由中央特科直接掌握的武装行动队--红队，专门负责惩治叛徒、营救被捕同志。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到军委秘书白鑫家开会时突然被捕。周恩来闻讯大惊，他本来也是要去参加这次会议的，因临时有事没有去。陈赓奉周恩来的命令进行调查，很快查清是白鑫叛变，他为了捞取一大笔奖金，向特务密告了周恩来等人要在他家开会的消息。周恩来听完汇报，脸色铁青地说：“一定要想办法处决这个叛徒。现在最要紧的是立即营救被捕同志，你们可以化装成电影队。”

　　遵照周恩来的命令，陈赓命令红队队员和特科中会打枪的人全体出动，打囚车，劫人犯。据可靠情报，敌人准备于8月28日晨将彭湃等人解送给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周恩来和陈赓等人研究战斗方案，决定红队队员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预先部署在囚车经过的道路上。这一招非常巧妙，上海有好几个电影制片厂，私人拍片的也很多。摄影队拍外景，要动用许多机器和职工，推机器的，铺轨道的，导演、摄影、演员、服装、道具一大堆人。拍外景必有群众看热闹，红队队员还可化装混入群众中。为了能挡住囚车，周恩来还让陈赓弄了一辆大卡车，装满大米麻包，停在战斗地点旁边。布置就绪后，陈赓开始行动。

　　1929年8月28日晨，上海的一条街道上出现了一支电影队，导演吼叫着布置铺滑轨、架机器。在导演的命令下，几十个人忙得团团转，周围聚拢来一大批看热闹的观众。电影快要开拍了，道具还没有来。陈赓正着急间，一辆摩托车送来了几个皮箱。陈赓忙命打开皮箱，不禁叫了一声“糟”，原来皮箱里的枪都涂着油脂，不能立即使用。他想叫红队队员把皮箱搬到附近的一个房子里擦洗油脂，忽然警笛大响，几辆装甲车押着囚车飞快地开了过来。停在附近的大卡车按预定计划开了出来，横在马路中间，把路堵死了。装甲车上立即跳下几个巡捕，用枪逼着司机把车倒了回去。陈赓一看这正是下手的千载良机，可惜几皮箱的枪不能用，眼睁睁地看着囚车开了过去。

　　彭湃等人被捕后，坚贞不屈，终被杀害。周恩来闻讯，非常悲痛，找来陈赓，严肃地说：“我们一定要处决叛徒，为烈士报仇。”陈赓已侦知白鑫叛变后，找达生医院的柯麟大夫看过病。达生医院是由中共党员柯麟和贺诚开的医院，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据点，党中央每月都要在这里开一次会。由于周恩来制定了严格的单线联络的办法，白鑫在中央军委工作几年，竟不知这个医院是中共中央的据点。柯麟给白鑫看病时，查看了白鑫居住的范公馆的情况，得知他很快要去南京，回来后将对上海的党组织进行大破坏。

　　陈赓汇报了这些情况后，周恩来说：“好，我们一起到范公馆附近看一下。”周恩来、陈赓、顾顺章化了装，来到霞飞路上的范公馆附近，详细查看地形。霞飞路横插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周围店铺如林，行人如蚁。范公馆位于和合坊第4弄第43号，是一座三层楼的房子，前后门都有武装巡捕把守。周恩来对陈赓说：“把范公馆对面的楼房租一间下来，以便监视白鑫的动向。”他看周围都是小弄堂，可以埋伏部队，便于行动，便对陈赓交代说：“行动前，把队员埋伏在弄堂周围，出其不意，打死叛徒。”

　　地形看完了，周恩来回到机关，和顾顺章、陈赓一起研究了行动方案，反复讨论细节，直到万无一失，才定下来，交特科执行。

　　1929年11月11日，白鑫将从上海动身去南京，时间定在晚上11时。此日下午，顾顺章、陈赓率数十名红队队员分散进入范公馆周围的小弄堂埋伏下来，弄堂口的马路上停了几辆小汽车，一切安排就绪，就等叛徒就刑。

　　这天晚上11时多，两辆汽车开到范公馆，白鑫由保镖等七八个人陪同，从后门走出来，向汽车走去。陈赓立即率红队队员冲出来，朝白鑫射击。弹雨向敌人飞去，范争波等人当即被击毙，守门巡捕赶来助战，也被乱枪打死。白鑫尚未中弹，向外狂奔，陈赓率队猛追，一阵紧密的射击把白鑫打倒。陈赓等人追到跟前，朝倒在地上的叛徒连连射击，把白鑫打得脑浆涂地，肝肠俱出。陈赓犹不解气，取过冲锋枪，朝白鑫一阵猛扫，直到把白鑫打了个稀巴烂，才呼哨一声，率领红队队员冲上弄堂口停着的汽车，分头撤离现场。是役，共处决敌人五名，击伤敌人数名，威震上海。

　　蒋介石本来在南京等着接见白鑫，徐恩曾前来报告，白鑫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乱枪打死。蒋介石听了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才说：“这一定是周恩来干的。白鑫死不足惜，可惜的是我们又失去了破获共党机关的好机会。”他瞪着徐恩曾，不满地说：“你也太大意了。这么重要的人犯，你应该亲自去押解。现在倒好，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徐恩曾解释说：“委座，你是知道的，租界当局不让我们插手啊!”蒋介石一拍桌子，指着徐恩曾，训斥道：“可以化装去嘛。共产党在租界这样猖狂，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立即加强上海的侦缉力量。要和租界交涉，让他们破案。对武汉也要特别注意，九省通衢，共党重要人物过往武汉的很多，要布置得力干部，一定会有收获。”徐恩曾答应道：“是!我一定按照委座的指示去做。”

　　徐恩曾回来后，立即增强上海的侦缉力量，和租界交涉破案。另外把心腹蔡孟坚召来，让他立即去武汉张网。徐恩曾做了这些部署后，便等着大鱼上钩。

　　武汉古称九省通衢，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中共中央派人去南方的干部，南方派人到上海汇报工作的干部都要途经武汉。武汉也是中共中央特科迎接和护送重要干部的起始站和终点站。处死白鑫后，周恩来忙着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及聂荣臻、陈赓等人商量护送无线电干部去红区的问题。原来周恩来看到红军队伍日益壮大，但没有电台，通信联系十分困难，便利用上海的有利条件，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这些学员毕业以后，便由周恩来编制密码，交付给他们，派他们到各红军部队工作。学员们走后，周恩来又找顾顺章商议护送张国焘和沈泽民去红四方面军的问题。顾顺章原是一个魔术师，艺名化广奇，精明干练。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他参加了工人纠察队，表现勇敢，又有点子，当上了纠察队总队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多次率领“红队”镇压内奸叛徒，小有名气。但此人专横跋扈，生活腐化，党内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还能听一些。为此，周恩来决定将他调离特科，由陈赓、李强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周恩来把他找来，批评了几句，即让他护送张国焘和沈泽民去红四方面军。顾顺章把张国焘、沈泽民送到武汉，和红四方面军派来的护送干部接上了头，完成了任务。这时他不赶快回上海，反而抛头露面，在武汉游荡，被中统驻武汉特派员收买的叛徒认出来了。

　　这天，顾顺章在武汉看到新市场游艺场招聘魔术师，顿时技痒，遂以“化广奇”的艺名应聘，大登广告。他的艺技确实不凡，吸引了许多观众，顾顺章心里乐滋滋的，完全忘记了这是白区。俗话说乐极生悲，正当他在舞台上表演时，特务们在叛徒的指引下进入剧场。这时顾顺章正在表演“大柜藏人”这个节目，忽见三三两两的短装汉子进了剧场，分头向舞台逼来，暗叫一声“不好”，遂就表演内容立即藏入柜中。特务们一看有趣，遂停止逼近，看他的戏法。孰料顾顺章早就下了暗道，“化广奇”助手把大柜木板全部打开，观众只见台上只剩几块木板，大师不知何处去，不禁热烈鼓掌。特务们情知上当，喊叫着冲上舞台。顾顺章狼狈逃命，飞快下楼，眼看就要逃出虎口，不料楼梯口上早已站着几个特务端着枪等着他，这时后面的特务闻声赶来，顾顺章走投无路，束手就擒，当天叛变，供出一切。他知道南京中统特务机关的大本营里有中共地下党员，恳求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不要将他被捕的消息告诉南京，以免走漏消息，好赶回上海把周恩来等人一网打尽。但何成浚为了向蒋介石邀功，于当夜，也就是1931年4月25日的晚上向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发去电报。

　　这天晚上又是周末，徐恩曾照例乘夜车到上海玩女人去了，中统大本营里只有徐的秘书钱壮飞坚持工作。这钱壮飞是奉周恩来之命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深受徐恩曾信任。这天晚上，他接到武汉发来的六封急电，件件都写着“徐恩曾亲译”。什么事这么急，又这么神秘呢?密码本由徐恩曾随身带着，但钱壮飞早已偷着复制了一本。他当即掏出密码本来，把六封绝密电报译了出来。不译则已，一译不禁浑身冒冷汗。顾顺章叛变，这还了得，他知道上海所有的共产党机关和周恩来等人的住处啊!钱壮飞立即把女婿刘杞夫找来，让他即刻坐火车去上海，把这件天大的事告诉上海党中央。刘杞夫走后，钱壮飞处理了有关事宜，给徐恩曾留下了一封信，警告他不得对自己的亲属进行迫害，否则要将他的丑事公诸报界，随后乘车去了上海。

　　刘杞夫当夜赶到上海，找到中共中央管情报工作的李克农，报告了顾顺章叛变之事。李克农大惊，立即派聂荣臻去周恩来的住处。估计到周恩来有可能不在家，李克农又派陈赓到周恩来常去的生黎医院。聂荣臻、陈赓立即分头行动。

　　周恩来果然不在家，但邓颖超在。聂荣臻顾不上寒暄，紧张地对邓颖超说：“大姐，顾顺章叛变了，你们要马上搬家，马上搬家，现在就搬，我来帮你搬，搬好后我去通知周主任。”说着，按特科预定的应急方案帮邓颖超搬走，然后去生黎医院找周恩来。

　　周恩来已经接到陈赓的报告，当时他正在生黎医院和陈云谈中央的事，得知这一惊人事件后，即对陈云说：“这是非常事件，来不及找人商量了。我要立即布置应变，希望你支持我。”陈云说：“恩来，立即行动吧，我协助你。”这时正好聂荣臻赶来，向周恩来报告了搬家的事。周恩来欣慰地说：“好，谢谢你。现在你和陈赓立即行动，凡是顾顺章知道或可能知道的各机关全部转移，所有顾顺章认识或可能认识的同志一律转移或离开上海，凡是顾顺章知道的一切联系路线和秘密工作方法全部废止，切断顾顺章和党的一切联系，这些工作必须在今日全部完成，现在马上行动。”聂荣臻和陈赓奉令走后，李克农又紧张地赶来报告周恩来：“据可靠情报，顾顺章的亲属已知道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准备叛变投敌，他们可是知道中央许多领导人的住址啊，要不处理，那就太危险了。”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你和赵容(康生)立即组织特科行动，处决全部叛徒。”

　　顾顺章早有异心，私自设立了电台。他叛变后，即通知上海亲属立即投敌。他的亲属们接电后，赶快整理文件，准备出走。这时红队队员们赶到了，叛徒们持械抵抗，当即被训练有素的红队队员击毙，所有文件，包括顾顺章写好、还未寄走的给蒋介石的告密信都被搜了出来带走。

　　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后的第三天，顾顺章才坐着军舰到了南京，蒋介石下令赐见。顾顺章被带到总统府后花园时，只见蒋介石骑着高头大马在慢慢地遛，过了好一会儿才勒住马。顾顺章被带到蒋介石跟前，蒋介石在马上用马鞭指着顾顺章说：“哦，你就是顾顺章，你只要能改邪归正，我是不杀你的。好了，我还要遛马。”说完驱马走了。顾顺章受此羞辱，欲哭无泪，谁叫自己当叛徒呢?

　　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南京、上海的军警宪特一齐出动，大肆搜捕，但中共机关和干部全部转移了。顾顺章眼看处处扑空，靠周恩来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希望落空，失望地对徐恩曾号叫道：“都跑啦，我叫武汉不要向南京发电，他们偏要发，他们是党国的罪人。”徐恩曾见他大骂自己的心腹蔡孟坚，不禁大怒，呵斥道：“你这个共匪，不杀你就够便宜了，还敢胡说。你再想想，监狱里还有没有隐藏下来的共党要犯?”顾顺章眼一转，大喊起来：“有啊!恽代英就关在南京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马上就要出狱啦。”他见徐恩曾迷惑不解的样子，解释说：“就是那个抓破了脸的王作林。”徐恩曾这才恍然大悟，立即带着顾顺章回南京。

　　恽代英确实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他被捕后，化名王作林，抓破面皮，一直未被敌人认出。陈赓通过地下关系，买通高等法院法官，只判处他两年徒刑，后又决定提前释放。恽代英得到消息，正准备办手续出狱，不料突然一伙军警拥进监狱，把他抓出来过堂。他抬头一看，案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官员，白净面皮，文质彬彬。此人带着笑问道：“恽代英先生，你真有办法，把我们骗了这么长时间。”恽代英大吃一惊，但仍镇定地说：“先生，你肯定弄错了，我不叫恽代英。”那年轻官员也不发怒，命令把顾顺章带上来。恽代英起初不信，等到顾顺章被带上来后，才知顾顺章确已叛变。顾顺章劝恽代英：“这位是中统局徐恩曾局长，他很欣赏你的才干，代英你就投降了吧。”恽代英破口大骂：“叛徒，无耻!”顾顺章被恽代英骂得满脸通红，无言以对。徐恩曾乃苦劝恽代英投降，恽代英坚不投降，骂声不绝。徐恩曾见劝不动，便下令行刑，一声枪响，恽代英倒在监狱的院子里。

　　杀害了恽代英，徐恩曾夸奖了顾顺章几句，又问他：“你还能抓到谁?”顾顺章想了一下说：“听说蔡和森在香港，我去把他抓回来。”徐恩曾马上表示同意，嘱咐说：“好，你带十几个人去把他抓回来。香港是英国人管的地方，行动要迅速，秘密。”

　　1931年6月初，顾顺章在香港发现了蔡和森，带人密捕了他，塞进一只箱子，用船运了回来。蔡和森在两年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后来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于上一年11月去莫斯科任团长后，他奉调回国，刚到香港。蔡和森被押回后，徐恩曾多方劝降，蔡和森坚贞不屈。徐恩曾大恼，令人把蔡和森用钉子钉在城门上示众，逼他招供。蔡和森视死如归，敌人乃用刺刀刺穿他的胸膛。

　　接着，顾顺章又侦捕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向忠发供出了中共的秘密机关。周恩来和邓颖超闻讯立即转移，再次紧张地布置应变，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被迫停止活动。苏区中央局在瑞金突然接收不到上海电台的信号，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由于周恩来名声太大，国民党军警宪特全力搜捕。中共中央决定他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瑞金工作，直接领导苏区中央局的工作。1931年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周恩来穿着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头戴鸭舌帽，化装成一个熟练工人，和护送他的人走下楼来。邓颖超为了避免别人注意，未走下楼，只能从窗帘缝里目送周恩来远去。周恩来在上海坐船到了汕头，又装成画像先生坐火车到潮安，再换乘轮船至大埔。在清溪上岸后，由大埔交通站护送去苏区。从这里开始，只见沿途碉堡如林，岗哨密布，国民党正规军和民团的巡逻队络绎不绝。周恩来在六名武装交通员的护送下，晓宿夜行，专走人迹罕至的山间小路。经过十几天的行军后，终于到达苏区的上杭县，略事休息后又前往瑞金，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书记。